目的 研究上皮细胞黏附分子(epithelial cell adhesion molecule,EpCAM)在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病人中的表达情况及其与预后和术后肿瘤复发、淋巴转移的关系。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17年12月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行手术治疗的42例ICC病人的临床、病理及预后资料,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测定EpCAM的表达水平,分析其与预后及肿瘤复发转移的关系。采用Pearson检验进行相关性分析,Kaplan-Meier法分析术后生存率,log-rank检验比较组间生存率的差异,采用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生存率的影响因素。结果 在42例ICC肿瘤组织中,EpCAM高表达的比例为85.7%(36/42)。其中,EpCAM高表达病人术后肿瘤复发率在90.0%以上,并且EpCAM表达水平与淋巴转移存在明显的相关性(r=0.356,P=0.021)。此外,单因素分析显示:EpCAM高表达与EpCAM低表达的ICC病人比较,3年总生存率(30.6%比83.3%,χ²=4.043,P=0.044)和3年无病生存率(16.7%比66.7%,χ²=4.599,P=0.032)更低,5年总生存率(22.2%比83.3%,χ²=6.355,P=0.012)和5年无病生存率(11.1%比66.7%,χ²=7.006,P=0.008)也更低。多因素分析显示:EpCAM表达水平是ICC病人术后3年无病生存率(P=0.030)、5年总生存率(P=0.041)、5年无病生存率(P=0.019)的独立影响因素;EpCAM高表达的ICC病人术后3年复发风险高于EpCAM低表达病人[HR=4.902,95%CI(1.162,20.679),P＝0.030],5年死亡风险[HR=8.069,95%CI(1.094,59.532),P＝0.041]和5年复发风险[HR=5.594,95%CI(1.328,23.558),P＝0.019]也高于EpCAM低表达病人。结论 EpCAM在ICC病人中具有较高的表达水平且与术后长期生存、肿瘤复发及淋巴转移相关,可能成为潜在的协助ICC早期诊断及预后评估的分子标志物,可作为病人术后肿瘤复发转移的预测指标。

目的 分析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不同大体病理类型对预后的影响以及不同大体病理类型与临床特征的关系。方法 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于2010-2020年中国13家三级甲等医院行根治性切除术的660例ICC病人的临床和病理学资料,进行1∶1倾向性评分匹配(卡钳值:0.02),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log-rank检验进行生存分析。单因素分析采用χ²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1∶1倾向性评分匹配后,肿块型ICC病人与管周浸润型ICC病人的预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当ICC病人处于T1分期时,肿块型ICC病人与管周浸润型ICC病人的预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肿块型ICC病人(513例)和管周浸润型ICC病人(102例)在地区、年龄、结石病史、Child-Pugh分级、腹痛、腹胀、黄疸、发热、中性粒细胞计数、淋巴细胞计数、谷丙转氨酶、总胆红素、总白蛋白、肿瘤位置、肿瘤大小方面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肿块型ICC和管内生长型ICC病人(45例)在地区、年龄、谷丙转氨酶、肿瘤大小情况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 与肿块型相比,管周浸润型ICC病人具有更良好的预后。可进一步探究对管周浸润型ICC病人进行免疫治疗的有效性,以及肿块型ICC病人对靶向治疗的敏感性。

目的 研究术前影像学诊断为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的病人术后病理诊断为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和混合型肝细胞胆管癌(combined hepatocellular-cholangiocarcinoma,cHCC-ICC)的比例及其危险因素。方法 纳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和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两中心2016年1月至2021年12月术前HCC影像学特征的所有病人。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HCC样影像特征病人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 共纳入2 402例术前被影像检查诊断为HCC的病人,通过对比术后病理结果发现其中111例(4.6%)病人确诊为ICC(66例)或cHCC-ICC(45例)。经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后,女性、甲胎蛋白(AFP)≤400 μg/L、糖类抗原(CA)19-9＞37 kU/L、病毒感染性肝炎、无肝硬化和轻度肝硬化、低分化、以及肿瘤最大径≤5 cm是HCC样影像特征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对于具有HCC样影像特征高危因素的人群,提高其术前诊断性是必要的。

目的 探索大胆管型和小胆管型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的临床病理学特点及其与治疗和预后的相关性。方法 回顾性收集2012年7月至2022年3月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收治的189例ICC病例的临床病理及预后资料,统计大胆管型、小胆管型ICC的临床病理资料差异,应用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预后的独立风险因素,并使用Kaplan-Meier法对大小胆管分型、淋巴结转移等风险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189例ICC中,大胆管型ICC58例(30.7%),小胆管型ICC131例(69.3%)。组间比较发现小胆管型肿瘤最大径较大,且术前血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及糖类抗原19-9水平均显著低于大胆管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生存分析结果表明:与小胆管型比较,大胆管型ICC预后更差(P＜0.05)。大胆管型ICC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仅有TNM分期[HR=1.586,95%CI(1.035,2.432),P=0.034];小胆管型ICC预后的独立风险因素有肿瘤数量、肿瘤最大径和TNM分期;总体ICC队列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为:肿瘤数量[HR=2.152,95%CI(1.116,4.152),P=0.022],肿瘤大小[HR=1.104,95%CI(1.007,1.211),P=0.035],组织类型[HR=1.853,95%CI(1.091,3.149),P=0.023],TNM分期[HR=1.540,95%CI(1.161,2.042),P=0.003],胆道结石病史[HR=2.279,95%CI(1.333,3.896),P=0.003]。结论 ICC组织学分型对肿瘤预后评估和肿瘤诊治有重要指导意义,同时淋巴结转移的病理学评估同样有重要的预后指导意义,应当按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JCC)推荐要求进行必要的区域淋巴结清扫。

结直肠癌腹膜转移病人预后不佳,确诊时往往已处于晚期。影像学检查是其主要的诊断方式,近年来,腹腔镜探查术的实施频率渐渐增加。目前人们已认识到腹膜转移是一种局部疾病,对其的治疗手段主要是化疗、肿瘤细胞减灭术联合腹腔内热灌注化疗,腹腔加压气溶胶化疗等一些新方式也开始投入临床使用。经过积极适宜的治疗,病人的预后可极大地得到改善。此文对结直肠癌腹膜转移的流行病学、发病机制、诊断、评分系统、危险因素及治疗的研究现状及最新进展进行了综述。

目的 探讨术前利用瞬时弹性成像行肝硬度检测(liver stiffness measurement,LSM)在肝切除围手术期中的作用。方法 回顾性收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肝脏外科中心2021年9月至2021年12月行肝切除术并在术前利用瞬时弹性成像行LSM的病例,按LSM值12 kPa为临界值将病例分为肝硬化组(LSM≥12 kPa)和对照组(LSM＜12 kPa),统计分析组间围手术期情况及术后并发症的差异,然后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与术后并发症相关的危险因素。结果 肝硬化组(34例)与对照组(46例)比较,以下指标更高:总胆红素[(15.19±10.23) μmol/L比(10.74±5.85) μmol/L,P=0.029],谷丙转氨酶[(34.26±19.33) U/L比(24.09±11.91) U/L,P=0.010],谷草转氨酶[(39.71±19.57) U/L比(24.26±11.26) U/L,P＜0.001];而以下指标较低:血小板计数[(140.10±77.93)×10⁹/L比(189.80±81.62)×10⁹/L,P=0.008],白蛋白[(38.18±3.48) g/L比(40.31±5.14) g/L,P=0.032]。同时肝硬化组与对照组比较,肝硬化组更倾向于行开腹手术[61.8%(21/34)比30.4%(14/46),P=0.005],术后具有更高的严重并发症发生率[38.2%(13/34)比2.2%(1/46),P＜0.001]及更长的术后住院时间[(10.88±5.61) d比(8.15±3.17) d,P=0.015]。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LSM≥12 kPa[OR=1.069, 95%CI(1.022,1.126),P=0.006]是出现严重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肝硬度值是评估病人围手术期情况的重要指标,肝切除术后需重点关注LSM≥12 kPa病人的并发症情况。

手术治疗是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最重要的根治性手段,但其术后复发率高,预后差,辅助治疗有助于进一步提升ICC病人远期生存,是目前ICC领域研究的热点。近年来,随着免疫治疗、靶向治疗、化疗方案及局部治疗的不断进步,国内外学者在ICC辅助治疗领域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丰富成果。此文对目前ICC辅助治疗研究结果和正在进行的临床研究进行综述,总结了化疗、放疗、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手段在ICC辅助治疗中的作用。

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是发病率仅次于肝细胞癌的肝脏恶性肿瘤,根治性外科切除是其获得治愈的唯一方法。由于ICC兼具肝脏和胆道恶性肿瘤的生物学特点,如何规范根治性切除手术、切缘多少、解剖性肝切除的临床意义、联合血管切除是否获益、淋巴结清扫与预后相关性、淋巴结清扫的意义与术前决策、微创手术是否保障手术的安全性与有效性、综合治疗在围手术期应用的意义等相关问题仍存在不少争议。此文就ICC外科治疗的以上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

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是一种起源于肝内胆管上皮细胞的原发性肝癌,其发病隐匿,恶性程度高,缺乏有效治疗方法。根治性手术切除是目前可能治愈ICC的唯一治疗手段,手术方式选择、切除范围、淋巴结清扫等对于改善病人的长期预后意义重大。部分局部晚期病人可以通过多维度的转化治疗降期后获得手术切除的机会,其中基于分子分型的精准靶向治疗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在ICC转化治疗方面有较大的发展空间。随着ICC外科治疗及转化治疗的理念和手段不断发展更新,其治疗模式也转变为以外科手术为基础的多学科综合治疗。然而,一些争议问题仍需要开展多中心、大样本的前瞻性研究进行验证以达成共识,从而规范治疗体系,改善病人总体预后。

目的 探讨腹腔镜肝尾状叶切除术的安全性及可行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7年10月至2022年10月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行单纯肝尾状叶切除的34例病人围手术期资料,并根据手术方式不同分为腹腔镜尾状叶切除组(腔镜组,12例)和开腹尾状叶切除组(开放组,22例),对两组进行比较,结果中偏态分布计量资料采用M(P₂₅,P₇₅)表示。结果 34例病人均成功施行手术,包括12例腔镜手术和22例开腹手术。两组病人基线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腹腔组手术时间[3.0(2.0,3.4) h]少于开放组[3.8(2.7,4.4) h],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7)。腔镜组术中肝门阻断时间[31.5(15.0,56.3) min]少于开放组[47.5(30.0,87.5) min],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3);腔镜组术中出血量明显少于开放组[125(35,200) mL比250(175,300) 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2)。腔镜组术后总胆红素水平明显低于开放组(P=0.013);而白蛋白水平明显高于开放组(P=0.018)。腔镜组住院时间为8.0(6.0,10.0) d,开放组住院时间为11.0(7.8,14.3) d,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相比于开腹单纯尾状叶切除术,腹腔镜单纯肝尾状叶切除是一种安全可行的手术方式,具有微创、术野清晰等优势。

胆管癌是起源于肝内或者肝外胆管的恶性肿瘤,根据其解剖学的不同,主要分为肝内胆管癌和肝外胆管癌。肝内胆管癌的发病率在过去十几年中一直呈现上升的趋势。由于肝内胆管癌的隐蔽性,多数被确诊的病人已失去了手术机会,且高度侵袭性使得切除率与治愈率仍然较低,对于可手术切除病人,外科手术切除仍然是主要治疗方法,不可手术的病人通常以辅助放化疗、肝移植、局部治疗作为主要治疗手段。

由于解剖学因素、中英文等语言因素以及胆管结构明显的异质性,发生于肝内胆管上皮的恶性肿瘤的命名及分型一直未完全统一,曾有多个名词术语,如"胆管细胞癌""肝内胆管细胞癌""胆管细胞型肝癌"等。目前多数人建议使用"肝内胆管癌"一词,并根据组织形态将其分为大胆管型肿瘤和小胆管型肿瘤。这两种肿瘤在病因、病理形态、生长浸润方式、分子特征、免疫表型等方面的特征均不同。此文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建议将大胆管型肿瘤和肝外胆管癌共同归属为胆管癌,小胆管型肿瘤和肝细胞癌共同归属为肝癌。作者倡议根据中文的表达习惯,将原发性肝癌分型并命名为:肝细胞型肝癌、胆管细胞型肝癌(发生于肝内小胆管的肿瘤)和混合型肝癌;将胆管癌分为:近端胆管癌(发生于肝内大胆管的肿瘤)、肝门部胆管癌和远端胆管癌。

目的 评估腹腔镜肝右后叶切除的流程化手术方案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0年5月至2023年3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肝胆胰外科行腹腔镜右后叶切除手术47例病人的临床资料、手术信息及病理结果,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athop x\limits^ - $ ±s表示,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M(Q₁,Q₃)表示。以左侧卧体位、优化处理尾状突及右后肝蒂、吲哚菁绿荧光引导、原位断肝、循下腔静脉前间隙和肝右静脉轴线引导肝实质离断平面的"五步法"为要点,实施流程化手术,并对该术式的临床效果展开分析。结果 47例病人均成功完成腹腔镜下流程化右后叶切除手术,其中良性病灶7例,恶性肿瘤40例,包括26例肝细胞癌,肿瘤最大径为12 cm。手术时间为330(138,582) min,肝门阻断时间为60(15,151) min,术中出血量为200.0(100.0,312.5) mL。10例病人出现术后并发症,Clavein-Dindo分级Ⅰ级4例,Ⅱ级6例,无Ⅲ级以上并发症。病人术后住院时间为(8.3±3.0) d。结论 "五步法"流程化腹腔镜肝右后叶切除手术改进了手术区的显露,突出了无瘤操作原则,简化了右后肝蒂的处理,优化了肝实质离断平面把握,安全有效,易于推广。

目的 探讨阑尾腺癌的临床特点及诊治原则。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20年12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收治的5例阑尾腺癌病人的临床资料。结果 5例病人中有3例初诊为急性阑尾炎,一期行阑尾切除术,二期行右半结肠根治术;2例术前诊断为回盲部占位性病变,肠镜取活检确诊为阑尾腺癌,一期行右半结肠根治术。5例病人中结肠型腺癌2例(中分化),黏液腺癌2例(中分化),杯状细胞腺癌1例(中分化)。结论 阑尾腺癌在临床上极为少见,缺乏特异性症状,术前诊断困难,术前CT和肠镜检查有助于确诊,右半结肠根治术是常规手术方式,对侵犯浆膜的肿瘤术中、术后可行腹腔热灌注化疗,术后应根据分期辅以化疗。

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是起源于肝内胆管上皮细胞的恶性肿瘤,起病隐匿,进展迅速、恶性程度高,预后极差。ICC早期诊断困难,虽然手术是最佳的根治方式,但是大多数病人确诊时已为晚期,无法R0切除。多学科诊疗模式可以为ICC病人提供综合的选择,既可以为能手术的病人提供最优化的围手术期治疗方案,又可以为无法手术的病人提供转化治疗或者姑息治疗。但是,ICC的综合诊疗还有很多问题存在争议和疑惑,需要进一步的大样本量研究来取得更大的进展。

目的 探讨Hassan三管法与双管法在十二指肠损伤修补术中的临床应用。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1年7月至2021年7月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第900医院收治的52例十二指肠损伤破裂修补术病人的临床资料。术中十二指肠内减压方法分别采用双管法(双管组,23例)和三管减压法(三管组,29例),比较两组病人住院期间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情况、住院时间以及减压管拔出时间。结果 双管组与三管组病人术后住院期间并发症包括十二指肠瘘(3例比5例)、腹腔感染(4例比8例)、肠梗阻(2例比5例)、胆瘘(9例比11例)、胰瘘(11例比13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双管组与三管组比较,住院时间少[(26.8±10.6) d比(34.1±11.6) d,P＜0.05],减压管的拔除时间早[(19.6±9.5) d比(25.7±10.4) d,P＜0.05]。结论 十二指肠修补术中行双管法与三管法均有良好的临床疗效。双管组较三管组拔管时间早、恢复快,合理有效的双管置入可能较三管法更有优势。

目的 构建基于Scissor算法的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新型预后预测模型。方法 分别从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数据库和美国国立生物技术信息中心基因表达(GEO)数据库下载ICC高通量测序数据集和ICC单细胞数据集(GSE151530)。运用R语言Scissor包筛选与ICC预后相关的细胞,并计算差异表达基因(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DEGs)。通过功能富集分析和基因相互作用检索工具(search tool for the retrieval of interacting genes,STRING)对DEGs进行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PPI)网络分析。通过肿瘤免疫功能障碍和排斥(tumor immune dysfunction and exclusion,TIDE)算法推断肿瘤免疫逃逸评分,并计算TIDE评分与DEGs的相关性。最后通过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筛选得到关键基因并构建ICC新型预后预测模型。结果 筛选得到肿瘤微环境中的604个与ICC不良预后相关的细胞并进一步明确了366个DEGs,包括281个上调基因和85个下调基因(P＜0.05,|Fold change|＞1.5),主要富集于程序性死亡受体1信号通路、白细胞介素10信号通路和肿瘤坏死因子信号通路等。STRING网络分析构建了4个模块化PPI网络,通过计算各模块基因与病人TIDE评分的相关性,共鉴定出18个与免疫治疗密切相关的关键基因(P＜0.05),最后使用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确定了3个既与ICC免疫响应相关又与其预后相关的枢纽基因CDK1、FCGR2A和CTSD,并基于此构建了预后预测模型[1年生存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为0.672,2年生存AUC为0.692,3年生存AUC为0.742],同时于外部数据集验证了该模型效果(1、2、3年生存AUC分别为0.584、0.651、0.668)。结论 基于CDK1、FCGR2A和CTSD建立的预后预测模型具备良好性能,并可为ICC病人能否获益于免疫治疗提供重要参考价值。

目的 比较开腹肝切除(open liver resection, OLR)与腹腔镜肝切除(laparoscopic liver resection, LLR)治疗肝癌合并微血管侵犯(microvascular invasion,MVI)病人的近期疗效。方法 回顾性收集2019年12月至2023年2月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行外科手术治疗的88例原发性肝癌合并MVI病人的临床资料。根据外科手术方式分为OLR组(51例)和LLR组(37例)。比较两组病人术前基础资料、手术相关指标、术后肝功能、术后应激反应指标和术后并发症及恢复情况,评价两组的治疗效果。结果 OLR组和LLR组病人的年龄、性别、体重指数、乙型肝炎、肝硬化、腹部手术史、年龄校正的查尔森合并症指数、美国麻醉医师协会评分、肿瘤数目、肿瘤分化程度、Child-Pugh评分、中国肝癌分期、谷丙转氨酶(ALT)、谷草转氨酶(AST)、总胆红素(TBIL)、乳酸脱氢酶、甲胎蛋白、吲哚菁绿15 min滞留率、凝血酶原时间、血红蛋白、血小板计数、血肌酐、总胆固醇、血清K⁺、血清Na⁺等基础资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两组病人的手术部位、肝段切除范围、解剖性肝切除、切缘性质、手术时间、肝门阻断时间、是否输血等手术指标差异亦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两组病人术后的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计数、淋巴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控制营养状态评分等应激指标以及术后的ALT、AST、TBIL、终末期肝病模型评分等肝功能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OLR组和LLR组的肿瘤最大径、白蛋白水平、术中出血量、术中平均动脉压、术后白蛋白-胆红素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LLR组病人胃肠道恢复时间、引流管放置时间和术后总住院时间明显短于OLR组(均P＜0.05)。在并发症发生率方面,LLR组(8.1%,3/37)优于OLR组(25.5%,13/5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病人术后30 d内均未见死亡。结论 LLR治疗肝癌合并MVI病人是安全、可行的,且近期疗效优于OLR。

目的 探讨肠道菌群移植(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FMT)联合益生菌和益生元治疗慢传输型便秘(slow transit constitution,STC)的临床疗效。方法 回顾性收集2021年5月至2022年10月在湖北医药学院附属国药东风总医院接受FMT联合益生菌和益生元治疗的STC病人30例,年龄为(67.13±7.16)岁,治疗前便秘病史为(13.97±4.43)年,1周排便次数为(2.15±0.67)次。记录移植前后临床治愈率、临床缓解率、结肠传输试验结果、每周自主排便次数、Wexner便秘评分、Bristol粪便性状评分,并随访8周。结果 30例病人经FMT联合益生菌和益生元治疗后,病人第8周临床治愈率维持在50.0%(15/30),临床缓解率为60.0%(18/30)。FMT治疗第8周时与FMT前比较,自主排便次数明显增加[(3.03±1.17)次/周比(2.15±0.67)次/周],结肠传输试验评分明显下降[(5.53±2.41)分比(10.13 ±1.41)分],Wexner便秘评分明显下降[(9.83±4.53)分比(15.63 ±3.69)分],Bristol评分改善[(2.80±0.99)分比(1.26±0.52)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在治疗后及随访期间均未发生严重不良反应。结论 FMT联合益生菌和益生元可安全有效地治疗STC,改善病人便秘症状。

胃袖状切除手术(sleeve gastrectomy,SG)因操作简单、疗效确切已成为目前全球减重代谢外科的主流术式,但仍存在复胖率高、术后反流性食管炎发生率高和术后需要修正手术概率高等问题亟待解决。因此,近年来在SG基础上出现了众多附加术式,主要包括:SG加空肠-空肠旁路术、SG加双通路手术、SG联合单吻合口十二指肠回肠旁路术、SG加十二指肠-空肠旁路术等。SG附加手术不断演变与发展,旨在不断追求更佳的治疗效果、更少的术后长短期并发症,未来结合多中心、大样本量、随机对照试验(RCT)研究的佐证,将为建立更理想的减重代谢外科术式奠定基础。

目的 通过灌注治疗曲线定义腹腔热灌注化疗(hyperthermic intraperitoneal chemotherapy,HIPEC)堵管事件,并探讨HIPEC过程中管路不通畅的原因。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2021年5月至2021年9月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胃肠外科行HIPEC治疗的221例恶性肿瘤病人临床资料。通过HIPEC曲线对堵管事件及管路不通畅进行定义并分类,进而分析导致堵管事件发生和调整管路通畅难度增加的相关因素。结果 221例病人共计完成了401例次HIPEC治疗,其中灌注治疗通畅214例次(53.4%),灌注过程中通过调整管路达到通畅136例次(33.9%),灌注不通畅51例次(12.7%)。多因素分析提示,相比于探查性质的手术,肿瘤根治性手术会增加HIPEC堵管事件的发生[OR=0.522,95%CI(0.281,0.969),P＜0.05],而末端回肠造口是管路不通畅的独立危险因素[OR=1.052,95%CI(0.124,8.965),P＜0.05]。结论 HIPEC治疗过程中,肿瘤根治术是发生堵管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而末端回肠造口会增加管路调整难度,导致灌注不通畅,应给予重视。

高脂血症性急性胰腺炎(hyperlipidemic acute pancreatitis,HLAP)多发生于有潜在血脂代谢紊乱的病人当中,且常被其他代谢疾病所诱发。在近十几年间发病率逐年增高,已超过酒精成为胰腺炎第二大病因,而且常伴有更加严重的局部及全身并发症。临床上根据HLAP病因将其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大类,其发病机制目前广泛接受的有Havel理论、胰腺微循环障碍和钙超载及内质网应激等。治疗方面目前以常规治疗(禁饮食、补液等)、胰岛素联合低分子肝素、口服降脂药物等无创降脂治疗为主,随着HLAP在孕妇和重症人群中发病率逐渐增多,血液净化治疗因其快速降低血浆内三酰甘油,应用也日益增多。该文对HLAP的疾病特点,国内外研究热点及诊疗进展进行了综述。

目的 研究胰头癌病人接受根治性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教科书式结局"(textbook outcome,TO)的预后及影响TO的危险因素分析。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收治的92例接受根治性胰十二指肠切除的胰头癌病人临床病理资料。采用t检验、χ²检验及Fisher精确概率法进行统计学分析,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TO的独立危险因素,Kaplan-Meier法绘制TO与非TO病人的生存曲线。结果 92例病人中达到TO有20例(21.7%),非TO有72例(78.3%)。一般病例资料显示,术前高总胆红素、高糖类抗原(CA)19-9、高TNM分期、术中出血量≥400 mL、手术时间延长的病人更难达到TO,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影响TO的独立危险因素为:手术时间[OR=1.023,95%CI(1.006,1.041)],出血量≥400 mL[OR=5.317,95%CI(1.346,21.002),高TNM分期［OR=4.766,95%CI(1.191,19.067)],均P＜0.05。Kaplan-Meier生存曲线显示,TO组第1、3年总生存率分别为91.5%、32.4%,非TO组第1年、3年总生存率分别为25.6%、13.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 根据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是否达到TO,可有效预测胰头癌病人的预后情况,手术时间短、术中出血量少、低TNM分期的病人更容易达到TO。

肝内胆管癌是目前第二常见的原发性肝恶性肿瘤,其独特的生物学特性有别于原发性肝细胞癌和肝外胆管癌,恶性程度高,预后极差。根治性外科手术仍是可能治愈肝内胆管癌的唯一手段。但在手术方式、切除范围、淋巴结清扫、复发者的二次手术等方面仍存有较多争议。如何提高手术治疗效果,延长病人生存时间,仍需临床工作者进一步探索。

目的 探讨胆囊神经内分泌癌(gallbladder neuroendocrine carcinoma,GB-NEC)病人的临床病理特征和诊治要点。方法 对2010年1月至2021年12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收治的15例GB-NEC病人的临床病理资料进行回顾性研究,根据手术方案将病人分为根治性手术组(9例)和非根治性手术组(6例),根据是否进行化疗将病人分为化疗组(7例)和非化疗组(8例),使用SPSS(25.0版)软件分析数据,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结果 15例病人中男性4例,女性11例,年龄为(57.3±12.8)岁。临床表现主要为腹痛、黄疸等。糖类抗原(CA)19-9水平升高5例,癌胚抗原(CEA)升高3例。超声检查提示胆囊内高回声10例。所有病人术后病理学检查证实为GB-NEC,15例病人均顺利出院,无围手术期死亡。总体生存时间为3.0~35.0个月,中位生存期为9.0个月。根治性手术组和非根治性手术组预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化疗组和未化疗组预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5)。结论 GB-NEC是一种极为少见的恶性肿瘤,其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指标均无特异性,难以在术前明确诊断,主要通过常规病理及免疫组织化学检查来确诊,治疗方法首选根治性切除,结合化疗可能延长病人生存时间。

目的 探讨术前那不勒斯预后评分(Naples prognostic score, NPS)对行根治性手术的胆囊癌病人远期预后的预测效能。方法 选择2016年1月至2021年12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胆胰外科行胆囊癌根治术的病人102例,根据NPS分为NPS1组(0分)19例、NPS2(1分或2分)组46例和NPS3组(3分或4分)37例。比较三组病人的一般临床病理资料,运用Cox回归及预后Kaplan-Meier(K-M)曲线分析病人的生存资料,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并用预后校正曲线进一步验证。建立时间依赖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来评估各预后评分系统的区分能力。结果 NPS与T分期、肿瘤分化程度、肝脏侵犯、糖类抗原(CA)19-9显著相关(P＜0.05)。K-M曲线显示高NPS的胆囊癌病人预后更差(P＜0.001)。NPS、年龄、N分期、肝脏侵犯、CA19-9和癌胚抗原(CEA)是影响行胆囊癌根治术病人总生存期的独立预后因素。构建包含以上独立危险因素的列线图预测模型,校正曲线提示该模型有较好的预测能力。ROC曲线显示NPS相比于其他炎症预后评分有更好的预后性能(曲线下面积为0.766)。结论 NPS对行胆囊癌根治术病人的预后有良好预测价值,该评分系统对于生存预后的评估比其他的营养及炎症预后评分更加可靠。

胆囊癌是胆道系统中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逐年增加。由于早期症状缺乏特异性,大多数病人在临床诊断时已处于中晚期,失去了根治性手术的机会,导致总体预后较差。作为精准医疗时代的代表性治疗模式,分子靶向治疗具有特异性强、毒副作用小等优势。目前,胆囊癌的分子靶点主要集中在表皮生长因子受体、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等方面。然而,相关研究仍缺乏大样本临床研究的支持,因此需要进一步探索更多的靶点和生物学标志物,以实现个体化的靶向治疗。

目的 构建可有效预测转移性胆囊癌(metastatic gallbladder carcinoma, MGBC)病人预后的列线图模型。方法 提取2004-2017年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的监测、流行病学和结果(SEER)数据库所登记的709例MGBC病人临床病理资料。采用简单随机法,按7∶3的比例分为发现集(n=496)与验证集(n=213)。使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筛选影响胆囊癌肿瘤特异性生存期(gallbladder carcinoma cancer-specific survival, GCSS)的影响因素。发现集数据中根据GCSS的独立影响因素构建列线图模型,然后利用验证集完成外部验证。利用一致性指数、绘制校准曲线及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评估模型的预测精度。利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和log-rank检验分析高、低风险组间的生存差异。结果 多因素分析提示年龄、肿瘤分化程度、是否手术、是否放疗、是否化疗是独立的危险因素。发现集一致性指数为0.704,验证集一致性指数为0.732。根据列线图模型进行风险分层,Kaplan-Meier生存分析显示:发现集和验证集的低风险组的预后均明显优于高风险组。结论 建立的列线图模型可准确、直观地预测MGBC病人的生存概率。

胆囊癌是胆道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具有早期诊断率低、侵袭性强、淋巴转移率高等特点。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以机器学习及深度学习算法为主的相关技术已应用于恶性肿瘤的诊疗、预后评估以及医学图像的处理,为恶性肿瘤的诊疗模式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胆囊癌的早期筛查与诊断、术前淋巴结状态评估、术中淋巴结清扫、外科治疗及预后评估中得到了初步研究,显示出了一定的临床价值。作者结合人工智能在医学相关领域的应用进展,对人工智能在胆囊癌诊疗中的应用现状及展望进行了评述,期望为人工智能技术在胆囊癌的研究及临床诊疗提供参考。

目的 比较6种不同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bstructive sleep apnea, OSA)筛查工具在减重代谢术前病人OSA筛查中的准确性。方法 便利取样法选取2022年6月至2023年7月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减重代谢外科收治的拟行减重代谢手术病人357例,分别应用STOP-Bang量表、Epworth嗜睡量表、Berlin量表、No-Apnea量表、四变量评分、GOAL评分进行评估,并以便携式睡眠监测仪作为参照标准,通过DeLong测试比较各工具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 AUC)、灵敏度、特异度和预测值,计算正确诊断指数(Youden指数)以确定各筛查工具的最佳截断值。结果 基于便携式睡眠监测诊断结果,减重术前病人OSA发生率为61.6%(220/357),使用6种筛查工具得出存在OSA风险的发生率为40.7%~91.0%。筛查轻中重度OSA时(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5次/h),Berlin量表和STOP-Bang量表的受试者工作特征AUC相对更高(0.82、0.79),灵敏度较高(69.90%、67.96%),特异度也较好(82.81%、76.56%),对应的最佳截断值均为4分。结论 6种OSA筛查工具均具有一定的临床实用性和准确性,Berlin量表和Stop-Bang量表准确性、灵敏度、特异度相对较高。

目的 比较胃袖状切除联合空肠-空肠旁路术(sleeve gastrectomy plus jejunojejunal bypass,SG+JJB)与胃袖状切除术(sleeve gastrectomy,SG)治疗肥胖及代谢病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回顾分析2019年1月至2021年1月于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接受SG或SG+JJB手术的40 kg/m²≤体重指数≤50 kg/m²的肥胖病人的临床资料,分为SG组(27例)与SG+JJB组(18例),对比分析两组随访2年减重效果及2型糖尿病、高血压、高尿酸血症等合并症的缓解效果及营养并发症情况。结果 SG组与SG+JJB组在随访各时间点的多余体重减少百分比比较:1个月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0.0±10.5)%比(23.6±8.5)%,P＞0.05],6个月[(35.7±16.5)%比(48.4±13.1)%]、12个月[(47.8±22.0)%比(66.8±16.6)%]、24个月[(50.1±23.4)%比(71.9±19.8)%]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同时两种术式均有效改善2型糖尿病、高尿酸血症等代谢并发症,SG+JJB对改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更有优势,两组病人在中期随访中无明显营养并发症。结论 SG+JJB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术式,根据随访2年的结果,其与SG相比,对于40 kg/m²≤体重指数≤50 kg/m²的肥胖病人具有更好的减重效果,并显著改善了2型糖尿病与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等病态肥胖合并症。

目的 探讨黄色肉芽肿性胆囊炎(xanthogranulomatous cholecystitis, XGC)的临床病理特征,及其与胆囊癌(gallbladder cancer, GBC)的鉴别诊断和治疗策略。方法 回顾性分析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近12年XGC病人及GBC病人的病例资料,分析各项指标和影像学检查结果,结合文献分析,寻找可能的术前诊断方式,并评估术式、术野选择对XGC病人预后的影响。结果 纳入XGC病人65例、GBC病人44例。糖类抗原(CA)50和CA19-9(r=0.84)、CA19-9和CA242(r=0.72)的表达在XGC病人中具有强相关性,CA50和CA19-9(r=0.81)、CA50和CA242(r=0.64)、CA125和CA72-4(r=0.68)的表达在GBC病人中也有强相关性。而血清肿瘤标志物中的CA125(P=0.014)、CA72-4(P=0.005)、CA242(P＜0.001)、癌胚抗原(P＜0.001)在GBC组更高;增强CT检查发现胆囊壁内结节、壁内血流、周围脏器受累、囊壁增强不均一、肝胆界面模糊和增强后出现"快进快退"的表现是鉴别XGC和GBC的重要方式。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是XGC的首选治疗措施,但不必要的侵入性操作和手术范围的扩大会对XGC病人术后恢复产生不利影响。超声造影可在XGC的鉴别诊断中发挥作用,且较常规影像学检查具有更高的诊断效能。结论 血清肿瘤标志物可协助XGC的诊断;综合各类影像学检查手段有助于XGC和GBC的鉴别,但手术仍是疑诊XGC的首选治疗措施,术后的病理学资料仍是确诊的唯一标准。

目的 探求不同性别的肥胖病人在接受减重与代谢手术后是否存在临床结局的差异。方法 回顾性研究了2013年5月至2018年1月连续113例接受腹腔镜胃袖状切除术、并按计划完成术后1、3、6、12个月完整随访的肥胖病人,其中女性73例(64.6%),男性40例(35.4%)。对不同性别的两组病人的术前一般情况、术前及术后各时间点的体重相关临床指标和代谢相关临床指标进行组间对比分析。结果 术前女性组和男性组年龄中位数分别为31岁和29岁(P＞0.05),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平均数分别为37.2 kg/m²和40.2 kg/m²(P＜0.05),基线空腹血糖水平、糖化血红蛋白(HbA₁c)、血脂水平和动脉血压平均值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其中女性和男性病人HbA₁c＞6.5%的占比分别为47.9%和60.0%(P＞0.05),空腹血糖＞7 mmol/L占比分别为35.6%和35.0% (P＞0.05)。术后12个月时,女性组和男性组总体重减少百分比(percentage of total weight loss,%TWL)分别为(29.6±7.0)%和(31.8±8.7)%,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男性组病人的BMI减少量显著多于女性组,分别为(13.0±5.1) kg/m²和(10.9±3.1) kg/m²(P＜0.001),两组在术后12个月时实际BMI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女性组和男性组的空腹血糖[(5.27±0.62) mmol/L比(5.48±1.24) mmol/L,P＞0.05]和HbA₁c[(5.69±0.49)%比(5.71±1.00)%,P＞0.05]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术前空腹血糖＞7 mmol/L的病人当中,术后12个月分别有84.6%(女性)和85.7%(男性)降低在7 mmol/L以下;术前HbA₁c＞6.5%的病人中,80.0%(女性)和79.2%(男性)降低在6.5%以下,组间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前和术后各时间点的三酰甘油水平、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及动脉收缩压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但女性病人组术后12个月动脉舒张压显著低于男性组(73.4 mmHg比79.4 mmHg, P＜0.001,1 mmHg=0.133 kPa)。结论 接受胃袖状切除术的男性和女性病人年龄及肥胖相关疾病相似,术后均获得良好的减重效果和代谢紊乱的缓解;尽管男性术前BMI高于女性,但男性病人减重量大于女性,使得术后1年实际BMI无性别差异。血糖和血脂紊乱的改善无性别差异,然而女性病人动脉舒张压改善更佳,值得对其机制进行进一步研究。

腹腔镜胃袖状切除术(laparoscopic sleeve gastrectomy, LSG)是目前国内外开展最广泛的减重手术术式。随着手术的开展,术后复胖等各种原因造成的修正手术比例也逐年增加,如何个体化选择合适的修正术式并规范地开展修正手术是目前减重外科面临的热点问题之一。此文结合文献和作者临床经验就LSG术后修正手术的原因、术式选择等问题展开概述,为修正手术的规范化开展提供思路。

目的 介绍一种挂线自膨式金属支架内镜下置入处理胃大部切除术后输出梗阻的方法并探讨其应用效果。方法 回顾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2018年12月至2021年8月4例胃肿瘤手术后输出梗阻病人行内镜下挂线支架治疗的临床过程并分析预后效果。结果 4例出现输出梗阻症状的胃大部切除术后病人中,1例为吻合口狭窄,1例内镜下见输出袢扭转致吻合口处肠腔变窄,1例为吻合口位于小弯侧近贲门造成输出袢明显成角,1例为距吻合口处约3 cm处肠腔狭窄不通畅,均存在结构性异常。4例采取内镜下挂线支架治疗,支架置入4例均成功完成,支架置入后梗阻症状立即改善,造影示造影剂排空通畅。3例吻合口处异常经支架置入处理后梗阻症状未复发,1例输出肠袢梗阻经3次支架处理,拔除支架后梗阻症状再发,经再次手术处理解决。4例病人住院及随访期间未出现支架相关不良事件。结论 对于BillrothⅡ式胃大部切除术后吻合口及输出袢狭窄、成角、轻度扭转等原因造成的梗阻,采用内镜下挂线自膨式金属支架置入处理,可以立即解除梗阻症状,部分维持一定时间后取出支架可完全解除梗阻。挂线支架作为传统保守治疗方法的替代或补充,可显著减少消化液丢失,尽快恢复肠内营养,减少不必要的非计划二次手术。

目的 探讨腹腔镜胃袖状切除术中保留胃窦部及His角完整性对术后恶心呕吐(postoperative nausea and vomiting,PONV)及止吐药物使用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病科2022年1月至2023年7月行腹腔镜胃袖状切除手术的肥胖症病人80例,根据术中是否保留胃窦部及His角周围组织完整性分为保留胃窦部及His角完整性组(A组,36例)和常规手术组(B组,44例)。对比分析两组术后24 h内恶心呕吐、止吐药物使用、术后肠道功能恢复情况及术后出院时间的差异性。结果 A组与B组病人PONV发生率比较[术后12 h:27.8%(10/36)比59.1%(26/44),术后24 h:33.3%(12/36)比65.9%(29/4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A组、B组术后24 h止吐药物使用次数分别为(0.7±1.2)次、(1.4±1.1)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组比B组术后首次肛门排气时间更早(P＜0.05);两组病人术后首次饮水和住院时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 保留胃窦部及His角完整性有利于降低胃袖状切除术PONV的发生率,减少术后止吐药物的使用及促进术后胃肠道功能的恢复。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中心医院近年来收治4例原发性肝癌合并重度肝硬化伴有术前黄疸病人,术中行脾动脉结扎,术后门静脉直径缩小,血清胆红素下降。术后均无大量腹水及肝衰竭等严重并发症发生。重度肝硬化合并黄疸的肝癌病人若选择外科治疗,围手术期并发症和死亡风险可能更高,而术中行脾动脉结扎对于此类病人是安全有效的,且能改善血清高胆红素水平,预防术后肝衰竭等严重并发症。

胰腺手术是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慢性胰腺炎和胰腺良、恶性肿瘤的重要手段之一。传统的胰腺手术切除了大量正常的胰腺组织,建立复杂的消化道重建,手术创伤大。胰腺作为重要的内、外分泌器官,术后胰腺功能的丧失,严重影响病人的生活和生存质量。因此,为改善病人预后,保留器官功能的胰腺切除手术和"Step-up"升阶梯治疗模式成为目前研究热点。目前常用的保留功能的胰腺术式包括:保留幽门的胰头十二指肠切除术、保留十二指肠的胰头切除术、胰腺肿瘤剜除术和中段胰腺切除术。该文就保留器官功能胰腺切除术的研究现状及术式选择做一综述。

目的 探讨单向倒刺线在腹腔镜胆总管探查术后一期缝合中的可行性和安全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1年12月咸阳市中心医院收治的胆总管结石合并胆囊结石病人的临床资料。依据胆管缝合方式不同分为倒刺线一期缝合组(66例)和薇乔线一期缝合组(70例),比较两组病人术前基线资料、术中、术后相关指标。结果 两组病人术前基线资料、术中出血量、住院总费用、术后胆管狭窄及残余结石发生率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倒刺线一期缝合组与薇乔线一期缝合组相比,胆管缝合时间更短[(12.0±1.3) min 比(23.6±3.6) min]、手术时间更短[(108.1±11.8) min 比(134.6±11.7) min]、引流管留置时间更短[(4.2±1.3) d 比(5.1±1.3) d]、术后住院时间更短[(6.0±1.4) d 比(7.0±1.4) d]、术后胆漏发生率更低(0例比5例),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 单向倒刺线在腹腔镜胆总管探查术后一期缝合中安全、可行,能够缩短手术时间,降低术后胆漏并发症的发生,从而加速病人术后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