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究腹腔镜联合胆道镜保胆取石术（gallbladder-preserving cholecystolithotomy with laparoscopy and choledochoscopy,LC-GPC）术后结石复发的危险因素及联合指标的预测价值。方法 回顾性收集赣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9年9月至2024年5月间44例行LC-GPC病人的临床资料。根据病人LC-GPC术后6个月内是否出现胆囊结石复发,分为结石复发组（n=6）和非结石复发组（n=38）。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使用χ²验。单因素分析与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并以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评估联合指标的预测效能。结果 44例病人中6例（13.6%）发生结石复发。logistic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LC-GPC术后结石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为：胆囊状态评分（gallbladder status score,GSS）[OR=0.361,95%CI（0.131~0.994）,P=0.049],总胆固醇[OR=0.215,95%CI（0.056~0.822）,P=0.025]。GSS、总胆固醇、GSS+总胆固醇预测LC-GPC术后结石复发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59、0.811、0.930。结论 GSS+总胆固醇对LC-GPC术后结石复发具有较好的预测价值和临床指导意义。

目的 探讨真实世界中肝动脉插管化疗栓塞术（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联合肝动脉灌注化疗（hepatic arterial infusion chemotherapy,HAIC）联合卡瑞利珠单抗与甲磺酸阿帕替尼治疗不可切除肝细胞癌（unresectabl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uHCC）的有效性与安全性。方法 本项多中心、前瞻性、真实世界研究纳入2022年7月至2025年3月期间19家医学中心收治的135例接受卡瑞利珠单抗与甲磺酸阿帕替尼治疗的uHCC病人,根据介入治疗方案分为TACE组（58例）和TACE+HAIC组（77例）。主要终点为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PFS）及治疗相关不良事件（treatment-related adverse events,TRAEs）。采用倾向性评分逆概率加权法（IPTW）校正组间基线差异。结果 整体队列中位随访时间为17.7个月。IPTW加权后,TACE+HAIC组的客观缓解率显著高于TACE组（45.2%比31.3%,P=0.027）。与TACE组相比,TACE+HAIC组的PFS和OS有改善趋势,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FS：P=0.425;OS：P=0.490）;亚组分析显示,在达到客观缓解的病人中,TACE+HAIC组的PFS显著优于TACE组（P=0.048）。在安全性方面,TACE+HAIC组总体TRAEs发生率显著低于TACE组（67.5%比86.2%,P=0.012）,≥3级TRAEs发生率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7.6%比28.6%,P=0.900）,两组均未出现与治疗相关的死亡。结论 在uHCC病人中,TACE+HAIC联合卡瑞利珠单抗与甲磺酸阿帕替尼可显著提高肿瘤缓解深度,且总体安全性良好,但其长期生存获益仍需进一步随访验证。

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TME）是肿瘤细胞周围的局部环境,除肿瘤细胞外,TME还包括了多种类型的非肿瘤细胞、细胞外基质、血管、淋巴管和多种类型的分子信号。TME对肿瘤的作用影响着肿瘤的病理生理状态,从而影响着肿瘤的发生和发展,对TME中各种成分以及各种成分的研究也逐年增多,其中发挥作用最多、研究最深入的是免疫细胞。结直肠癌是一种发病率逐年上升的恶性肿瘤,对其TME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其进展和转移往往代表着较差的预后,该文将对结直肠癌进展和转移中TME的免疫细胞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重症急性胰腺炎因高死亡率成为临床治疗难题,其外科治疗理念历经了深刻变革,已从早期的激进手术转向以“延迟、微创、阶梯式”为核心的现代策略。本文系统阐述了这一范式转移的病理生理学基础,即“二次打击”学说,强调了在全身炎症反应高峰期避免医源性二次打击的重要性。围绕手术“时机”,本文论证了将干预延迟至发病4周后（待急性坏死物积聚成熟为包裹性坏死）作为金标准的循证医学依据,并明确了腹腔间隔室综合征是此原则的唯一重要例外。围绕手术“方式”,本文详述了阶梯式治疗策略的演进与确立,包括作为初始步骤的经皮穿刺置管引流术或内镜下经腔引流术,以及作为第二阶梯的内镜下或微创外科坏死组织清除术。本文对“一步法”治疗与开放手术在当代的重新定位进行了探讨。遵循这一基于证据的现代管理框架,可显著改善重症急性胰腺炎病人的预后。

目的 基于倾向性评分匹配法,评估术前应用硫酸镁预防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ERCP）术后胰腺炎的安全性及有效性。方法 选取2022年1月至2024年10月期间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普外科收治的215例行ERCP的胆总管结石病人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术前治疗方案不同分为A/B两组。应用SPSS 22.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使用倾向性评分匹配法均衡组内混杂因素,分析术前应用硫酸镁对ERCP病人术后炎症指标、肝功能指标、淀粉酶及胰腺炎的影响。结果 在倾向性评分匹配法之前,A/B两组病人在性别、插管次数上均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经倾向性评分匹配法后,共有128例病人成功匹配,硫酸镁组64例术前口服硫酸镁,氯化钠组64例术前口服氯化钠。将两组病人的一般资料进行对比后发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硫酸镁组的术后24 h的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谷草转氨酶、谷丙转氨酶与氯化钠组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硫酸镁组的术后24 h白细胞计数、C反应蛋白、白细胞介素-6低于氯化钠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硫酸镁组的术后12 h、24 h的高淀粉酶血症及胰腺炎发生率低于氯化钠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 术前应用硫酸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ERCP术后胰腺炎发生率,控制术后炎症反应。

减重代谢手术是大部分肥胖病人接受非手术治疗无效后的最终选择,其主要通过改变胃容量和减少肠道面积来限制食物摄入和营养吸收,以达到减重目的。但在减重过程中,病人的术前状态、某些手术操作和重要物质的摄入和吸收减少也会带来不利影响,术后出现贫血正是问题之一。该文通过整理、分析不同减重代谢术后病人的贫血现状、贫血的影响因素和应对策略,强调术后应积极应对贫血,以降低手术带来的不利影响,提高肥胖病人术后的生活质量。

目的 通过幽门半结扎+前胃部分结扎术,结合术后饮食干预来开发一种改进的小鼠胃食管反流病（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GERD）模型。方法 48只C57BL/6J小鼠随机均分为4组：假手术2周组、造模2周组、假手术7周组与造模7周组。造模组小鼠接受前胃部分结扎术+幽门半结扎术,术后予以高脂饲料及营养果冻喂养;假手术组仅行开关腹,术后予以常规饮食。术后记录小鼠体重变化与存活率,并于造模后2周与7周采集食管组织,通过苏木精-伊红染色法（HE染色）进行病理学观察以鉴定胃食管反流,并分析造模成功率。采用逆转录实时荧光定量PCR与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分析炎症特征。使用GraphPad Prism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造模2周、7周组造模成功率分别为83.3%和66.7%（P<0.05）。与假手术组相比,造模2周后C57BL/6J小鼠食管壁增粗,HE染色可见基底细胞增生和炎症细胞浸润;逆转录实时荧光定量PCR与酶联免疫吸附试验结果显示造模后M1型巨噬细胞相关因子和标志物白细胞介素-6、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CD80、CD86等表达显著增加（P<0.05）,而M2型巨噬细胞相关炎症因子和标志物白细胞介素-10、CD163、CD206表达显著降低（P<0.05）。结论 相比于传统模型,该方法的造模成功率更高而小鼠存活率相仿,且拥有与人胃酸反流引起的GERD相似的病理特征和M1型巨噬细胞浸润为主的炎症特征,将是GERD的分子病理生理和临床药物开发研究的理想模型。

胆道闭锁Kasai术后胆管炎高发,胆管炎的发生会加速肝功能的衰竭,严重影响自体肝生存率。Kasai术后胆管炎缺乏特异性诊断标准,可以参考国内外相关的诊断标准,从多角度进行早期诊断。合理、足量、足疗程的抗生素应用,对胆管炎的治疗十分关键,在明确致病菌之前,可经验性选择第三代头孢或碳青霉烯类药物进行治疗,不同类型胆管炎的治疗疗程和抗生素种类均不相同。目前国内普遍使用6个月以内的抗生素预防胆管炎发生,虽然其效果并不明确。

重症急性胰腺炎是一种病情凶险、并发症多、死亡率高的急腹症,其治疗策略经历了从激进手术到保守治疗,再到微创与开放相结合的多学科综合治疗模式的重大转变。重症急性胰腺炎手术治疗决策主要基于多学科团队协作的讨论决定。近年的研究表明,以“阶梯式治疗”为核心的微创手术策略显著改善了病人预后,而个体化手术时机的把握与基于机器学习的预测模型为精准治疗提供了新方向。

目的 预测妊娠期急性阑尾炎（acute appendicitis in pregnancy,AAP）保守治疗无效的危险因素,并计算其安全临界值,以指导AAP病人治疗策略的个体化选择。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23年6月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收治的80例AAP病人的临床资料,分为保守治疗成功组（48例）和保守治疗失败组（32例）。通过单因素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保守治疗无效的危险因素并通过绘制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计算计数资料的约登指数和诊断截止点。结果 在单因素分析中,保守治疗失败组的住院时间（t=-3.450,P<0.05）,体温>37.3 ℃比例（χ²=8.437,P<0.05）、NBUT%（t=-3.370,P<0.05）和发病时间（t=-3.161,P<0.05）均高于保守治疗成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中,结果显示发病时间长、发热和高NBUT%是AAP保守治疗无效的独立危险因素。对计数资料发病时间和NBUT%绘制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两者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10和0.775,与0.5（无效假设）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提示检验效能良好。两者的诊断截断点分别为27 h和88.96%,对应约登指数分别为0.562和0.502,敏感度分别为87.5%和75%,特异度分别为31.3%和18.8%。结论 发病时间>27 h、发热和NBUT%>88.96%是AAP保守治疗失败的早期预测指标,及早采取手术治疗可能使这类病人获益。

目的 探究基于APR三角的Glisson蒂入路在原发性肝癌病人行腹腔镜解剖性右半肝切除中的应用。方法 回顾性选取2020年1月至2022年10月在十堰市太和医院接受腹腔镜解剖性右半肝切除的46例原发性肝癌病人,根据手术入路的不同分为两组。将23例采取基于APR三角的Glisson蒂入路横断法的腹腔镜解剖性肝切除纳入APR组,23例采取传统入路的腹腔镜解剖性肝切除术纳入传统入路组。比较两组手术时间、肝门阻断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肝功能恢复情况、术后并发症和住院时间。结果 与传统入路组比较,APR组手术时间、肝门阻断时间及术中血量明显减少,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术后第1、3、5天APR组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水平相比传统入路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第1、3天APR组总胆红素水平升幅较传统入路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第5天,两组总胆红素水平较术前也稍有升高,但两组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APR组的术后并发症（包括胆漏、胸腔积液、腹腔积液）发生率为13.04%（3/23）,而传统入路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43.48%（10/23）,APR组术后出现并发症的情况明显少于传统入路组,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PR组术后住院时间短于传统入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基于APR三角的Glisson蒂入路腹腔镜解剖性右半肝切除术安全有效,可以缩短手术时间并降低手术风险,有利于术后肝功能的恢复,还可以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及降低住院时间。

目的 探索腹腔镜完全腹膜外疝修补术（total extraperitoneal inguinal hernia repair,TEP）对老年腹股沟疝病人的疗效、血清胃泌素和胃动素水平及术后疼痛管理的影响。方法 选取都江堰市人民医院在2023年4月至2024年4月期间收治的112例老年腹股沟疝病人,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2组。TEP组56例进行腹腔镜完全腹膜外疝修补术,其余56例行腹腔镜经腹腹膜前疝修补术（transabdominal preperitoneal herniorrhaphy,TAPP）治疗的为TAPP组,比较两组术后恢复情况。结果 两组比较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住院时间以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但TEP组首次进食时间、肛门首次排气时间、肠鸣音恢复时间短于TAPP组,建立气腹10 min、30 min的气道压力及呼气末二氧化碳分压高于TAPP组（均P<0.05）,术后3 d的胃泌素、血浆胃动素、皮质醇、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水平低于TAPP组（均P<0.05）。结论 对老年腹股沟疝病人进行TEP治疗,更能够减轻对肠胃功能影响,疼痛程度更轻,术后恢复更优,但会对术中呼吸功能产生一定影响。

目的 探讨骨骼肌密度（skeletal muscle density,SMD）对腹腔镜全胃切除术后补充性肠外营养（supplementary parenteral nutrition,SPN）期间血糖的影响。方法 选取2018年2月至2021年2月间在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进行腹腔镜全胃切除术后SPN的258例病人为研究对象,收集病人的一般资料,并对其营养、炎症指标、SMD和术后血糖进行检测。根据SMD水平,将258例病人分为SMD-H组（男性SMD≥38.5 HU,女性SMD≥28.6 HU,n=208）和SMD-L组（男性SMD<38.5 HU,女性SMD<28.6 HU,n=50）。分析影响病人术后血糖的危险因素,并比较两组病人的术后血糖及并发症情况。结果 与SMD-H组相比,SMD-L组高血糖发生率（χ²=8.066,P=0.005）及并发症发生率（χ²=18.391,P<0.001）均明显升高,且SMD-L组的SPN期间的静脉血浆葡萄糖平均值（t=3.944,P<0.001）及最大值（t=5.134,P<0.001）均更高,SPN期间血糖波动程度也更大（t=5.030,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60岁（OR=2.212,P=0.011）、贫血（OR=3.676,P<0.001）、低SMD（OR=0.343,P=0.004）是腹腔镜全胃切除术后SPN期间高血糖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SMD会影响腹腔镜全胃切除术后SPN期间高血糖的发生,SMD水平与胰岛素抵抗程度相关。

侵袭性纤维瘤是一种少见的良性间质性肿瘤,具有浸润性生长的特点,腹内型侵袭性纤维瘤（intra-abdominal aggressive fibromatosis,IAF）是其中罕见且预后较差的类型。IAF可以分为散发型和遗传型,分别与体细胞性β-连环蛋白基因和腺瘤性息肉病基因突变有关。影像学检查如超声、CT和磁共振成像能够帮助识别IAF的特征,病理学上则通过β-catenin蛋白的核表达来辅助诊断。由于侵袭性纤维瘤的高复发率,近年来其治疗理念已经从手术切除转向保守管理和观察,尤其是对无症状病人。药物治疗方面,化疗、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和γ-分泌酶抑制剂等显示出一定的疗效。尽管IAF的诊断和治疗存在挑战,通过多种方法的综合应用可以提高诊断准确性及治疗的疗效。进一步的研究需要关注这些先进药物的安全性以更好地理解其生物学机制,并推进其在临床中的应用。

随着近年来外科技术不断进步,涉及半肝切除、尾状叶切除或门静脉部分切除再吻合的术式日渐增多,术中对肝门区门静脉分叉部及左右干的游离日趋常见。游离的难点在于处理自门静脉分叉部及左右干发出的门静脉小短支（门短静脉）。针对该区域解剖特征,研究提出了“第四肝门”概念,为相关手术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目的 评估术前CT弥漫性脾脏密度减低作为影像学参数,对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 手术切除病人预后的预测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7年4月至2020年6月间于青海大学附属医院肝胆外科接受手术治疗的106例ICC病人,通过CT平扫的横断面图像测量每位病人的脾脏密度。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确定脾脏密度的最佳CT临界值,以CT临界值作为分组依据将所有病人分为脾脏密度弥漫性减低组与非脾脏密度弥漫性减低组。通过Kaplan-Meier曲线和log-rank检验比较两组病人的中位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Cox回归分析用于确定影响ICC病人OS的独立风险因素。结果 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认定预测病人OS的脾脏密度最佳CT临界值为44.9 HU,曲线下面积为0.667（95%CI：0.560~0.774）。共有39例（36.8%）病人有脾脏密度弥漫性减低的影像学表现。脾脏密度弥漫性减低组（CT值< 44.9 HU）与非弥漫性减低组（CT值≥44.9 HU）的基线特征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Kaplan-Meier生存曲线表明脾脏密度弥漫性减低组病人的OS明显短于非弥漫性减低组,中位OS分别为13.5个月（95%CI：6.5~20.5）与37.0个月（95%CI：31.5~42.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2.444,P<0.001）。两组Ⅰ~Ⅱ期ICC病人的中位OS为13.5个月（95%CI：1.5~26.5）与46.6个月（95%CI：34.4~58.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9.941,P<0.001）;两组Ⅲ~Ⅳ期ICC病人的中位OS分别为12.0个月（95%CI：2.4~21.6）与28.0个月（95%CI：12.3~43.2）,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242,P=0.623）。亚组分析结果表明,脾脏密度弥漫性减低与Ⅰ~Ⅱ期ICC病人预后不良显著相关。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脾脏密度弥漫性减低（HR=2.898,95%CI：1.722~4.876,P<0.001）、淋巴结转移（HR=2.193,95%CI：1.280~3.756,P=0.004）和微血管侵犯（HR=4.577,95%CI：2.419~8.658,P<0.001）是ICC病人预后不佳的独立预测因子。结论 术前脾脏密度弥漫性减低是Ⅰ~Ⅱ期ICC病人的独立风险因素,故而术前测量脾脏密度CT值或许可作为一种预测病人预后的影像学方法。

转化治疗是使初始不可切除肝细胞癌病人获得手术机会的重要策略。随着联合治疗方案的进步,部分病人可达影像学完全缓解（radiographic complete response,rCR）甚至病理学完全缓解（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pCR）,此时是否仍需手术切除已成为临床决策的难点。此文基于现有循证证据指出,手术决策应基于多维度评估：肿瘤生物学行为、肝功能耐受性及解剖可行性评估。对于高危复发或进展者[如肿瘤负荷大、病理证实活性残留、循环肿瘤DNA（circulating tumor DNA,ctDNA）阳性],积极手术可带来生存获益;而对低危病人（如rCR且ctDNA持续阴性、肿瘤标志物正常）,密切观察随访可能是一种合理的选择。最终决策应遵循个体化原则,并在多学科团队框架下进行。

目的 探讨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病人免疫球蛋白kappa J区重组信号结合蛋白（recombination signal binding protein for immunoglobulin kappa J region gene,RBPJ）、三基序蛋白25（tripartite motif 25,TRIM25）的表达及其对CRC病人的诊断价值。方法 前瞻性选取保定市第二医院2021年6月至2023年6月期间住院手术治疗的112例CRC病人（患病组）术中切除的癌组织标本作为研究对象,取癌旁组织作为对照,另选取50名同期到该院体检正常的健康成人为健康组。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CRC病人癌组织及癌旁组织中RBPJ和TRIM25的表达水平。分析癌组织中RBPJ和TRIM25的表达情况及其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其相关性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并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分析RBPJ和TRIM25表达水平对CRC病人的诊断价值。结果 癌组织中RBPJ（70.54%）和TRIM25（68.75%）的阳性表达率显著高于癌旁组织中RBPJ（27.68%）和TRIM25（33.04%）的阳性表达率（P<0.05）。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表明,癌组织中RBPJ和TRIM25的表达水平呈显著正相关（r=0.663,P<0.05）。癌组织中RBPJ、TRIM25的表达水平与病人的TNM分期、淋巴结转移、肿瘤浸润深度显著相关（P<0.05）。患病组RBPJ、TRIM25血清水平显著高于健康组（P<0.05）;ROC曲线分析表明,RBPJ、TRIM25血清水平对CRC病人诊断价值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78、0.708,敏感度分别为75.89%、91.96%,特异度分别为92.00%、54.00%;两者联合预测CRC病人感染的曲线下面积为0.930,敏感度为77.68%、特异度为96.00%。结论 癌组织中RBPJ和TRIM25的表达水平与CRC病人的临床病理特征密切相关,有望成为CRC的诊断指标。

正中弓状韧带综合征发病率低,症状体征不明显,主要表现为餐后腹痛、体重下降和上腹部压痛。诊断主要是排除性诊断,超声、CT血管造影、磁共振血管成像、数字减影血管造影等影像学检查对诊断有帮助。正中弓状韧带松解术或联合腹腔神经节切除术是治疗该病的主要术式。此文报道1例正中弓状韧带综合征诊治流程,并复习相关文献,旨在为临床医师诊治提供帮助。

目的 探讨系统免疫炎症指数（systemic immune-inflammation index,SII）和C反应蛋白/白蛋白比值（CRP/ALB）对急性胰腺炎病情进展的评估作用。方法 回顾性分析厦门大学附属东南医院2020年1月至2021年12月收治的166例急性胰腺炎病人临床资料,根据是否入院诊断为重症急性胰腺炎,分为进展组（n=41）和无进展组（n=125）。分析SII、CRP/ALB与急性生理学和慢性健康状况评价Ⅱ（APACHEⅡ）评分、改良Marshall评分、改良的CT严重指数（MCTSI）评分、CRP、尿素氮、血钙、肌酐、降钙素原相关性,采用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分析病人病情进展的影响因素。绘制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分析SII、CRP/ALB对重症急性胰腺炎预测作用。结果 两组病人一般资料对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APACHEⅡ评分≥8分、改良Marshall评分≥2分、MCTSI评分≥4分病人中SII、CRP/ALB升高（P<0.05）。SII与C反应蛋白、尿素氮、肌酐、降钙素原呈正相关（r：0.784、0.736、0.714、0.773,均P<0.05）;CRP/ALB与CRP、尿素氮、肌酐、降钙素原呈正相关（r：0.856、0.775、0.737、0.790,均P<0.05）。CRP、降钙素原、SII、CRP/ALB、APACHEⅡ评分是病人病情进展的独立影响因素（OR：13.144、38.206、14.673、11.257、16.232,95%CI：2.653~22.365、2.436~57.364、1.536~24.364、2.042~20.536、1.464~28.362,均P<0.05）。结论 SII和CRP/ALB升高与胰腺炎病人病情严重程度相关,可以预测病人病情进展,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

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是全球高发且致死率极高的恶性肿瘤,根治性手术仍是HCC病人获得长期生存的核心手段,但多数病人确诊时已失去手术机会。靶向药物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与局部治疗的发展,使部分不可切除HCC病人通过联合治疗实现肿瘤学转化后获得根治性手术机会,从而实现远期生存获益。然而,目前HCC转化治疗仍处于发展阶段,尚未形成完整统一的评估、治疗体系,诸多与临床实践密切相关的问题尚待进一步探索。此文围绕转化治疗的目标人群、疗效评估及转化治疗的现状进行系统梳理,并对当前转化治疗中若干核心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骶前囊肿是位于骶尾骨与直肠之间的囊性或囊实性肿块,与骶尾骨筋膜、直肠及肛门括约肌等盆底组织关系密切,多数为良性疾病。骶前囊肿早期一般无任何症状,当囊肿逐渐增大压迫周围邻近脏器或组织时出现相应压迫症状,直肠指检易发现,确诊需行超声、CT、磁共振成像等影像学检查,经充分评估后确定手术方案及手术入路,术中主动减压使囊肿体积变小有助于囊肿暴露和完全切除。该文报告1例经腹入路骶前囊肿切除术的诊治经过,为类似病人诊治提供临床参考。

胆道恶性肿瘤（biliary tract cancer,BTC）包括肝内胆管癌、肝外胆管癌和胆囊癌。由于其起病隐匿,多数病人确诊时已处于晚期,失去了手术根治的机会。晚期BTC病人预后较差,传统的化疗方案疗效有限。近年来,随着对肿瘤生物学特性认识的不断深入以及临床研究的持续开展,多种新型治疗药物和联合治疗方案不断涌现,为晚期BTC的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此文旨在对晚期BTC化疗联合免疫/靶向治疗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目的 探讨采用不同手术入路腹膜外间隙放置补片治疗腰疝的临床效果。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5年5月至2023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一医院采用补片修补方式治疗的7例腰疝病人的临床资料,观察不同手术方式的疗效。结果 7例病人均顺利完成手术,其中开放腹膜外入路手术2例,腹腔镜经腹部分腹膜外入路手术2例,后腹腔入路全腹膜外手术3例。手术时间为40~170min,术后24h疼痛视觉模拟评分法（visual analogue scale,VAS）评分为2~4分,48h疼痛VAS评分为1~3分。术后住院时间为1~6d,其中3例腹腔镜下完全腹膜外入路病人为1~2d。7例病人平均住院费用为23442元,其中腹腔镜下完全腹膜外入路病人平均住院费用为14156元。所有病人术后均未出现切口感染、术区积液等并发症。随访12~84个月,术后疼痛病人均在3个月内缓解,随访期间无复发病例。结论 采用补片修补治疗腰疝是有效的手术方式,其中采用腹腔镜下完全腹膜外入路方式具有微创、术后恢复快的优势,可在合适的病人中推广。

目的 对比分析延期结肠肛管吻合（delayed coloanal anastomosis,DCA）与一期结肠肛管吻合（immediate coloanal anastomosis,ICA）并临时造口在低位直肠癌手术中的效果和安全性,为临床外科决策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在PubMed、Elsevier、Cochrane Library、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等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查阅2013年10月至2023年10月公开发表的关于低位直肠癌手术中行DCA和ICA的中英文文献。采用Revman5.4软件对纳入文献进行质量评价,并制作森林图对相应观察指标进行Meta分析,采用倒漏斗图评估发表偏倚。结果 最终纳入15篇文献,总计纳入病例数1 503例,其中ICA组937例,DCA组566例。与ICA并临时预防性造口相比,DCA的病人术后总并发症发生率（OR=0.63,95%CI：0.41~0.96,P=0.03）和吻合口漏发生率（OR=0.37,95% CI：0.23~0.58,P<0.001）更低。DCA与ICA合并临时预防性造口在以下指标比较中,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肿瘤局部复发率（OR=0.94,95%CI：0.41~2.16,P=0.89）,肿瘤远处转移率（OR=0.86,95%CI：0.38~1.94,P=0.72）,术后吻合口狭窄发生率（OR=0.74,95%CI：0.19~2.80,P=0.65）,术后吻合口出血发生率（OR=0.35,95%CI：0.07~1.70,P=0.19）,术后盆腔感染发生率（OR=0.64,95%CI：0.35~1.18,P=0.15）,术后脓毒血症发生率（OR=1.30,95%CI：0.36~4.72,P=0.69）,术后肠梗阻发生率（OR=0.72,95%CI：0.15~3.35,P=0.67）,术后排尿困难发生率（OR=0.63,95%CI：0.25~1.56,P=0.32）,术后肺部感染发生率（OR=1.46,95%CI：0.33~6.56,P=0.62）。结论 DCA的总并发症和吻合口漏的发生率更低,但肿瘤局部复发率、肿瘤远处转移率和术后吻合口狭窄、吻合口出血、盆腔感染、脓毒血症、肠梗阻、排尿困难、肺部感染发生率与ICA相近。因此,DCA有一定的安全性和可行性,DCA可能成为ICA的安全替代,但还需要更多的高质量随机对照研究来验证。

目的 探讨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术后叉头框转录因子P1（forkhead box transcription factor P1,FOXP1）、上皮细胞黏附分子（epithelial cell adhesion molecule,EpCAM）变化率与肿瘤标志物下降率相关性及对术后早期病情进展的预警作用。方法 选取2022年1月至2024年2月于邯郸市第一医院确诊为ICC并行手术切除的209例病人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前瞻性研究,根据术后病情进展情况分为进展组、未进展组。比较两组手术前后FOXP1、EpCAM、糖类抗原（CA）19-9、癌胚抗原（CEA）、CA242变化,Pearson法分析术后FOXP1、EpCAM变化率与肿瘤标志物下降率相关性,多重共线性筛选变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FOXP1、EpCAM变化率与肿瘤标志物下降率对术后早期病情进展的影响,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分析FOXP1、EpCAM变化率与肿瘤标志物下降率预警术后早期病情进展的价值,构建术后早期病情进展风险的列线图预警模型,并检验模型预测效能。结果 随访期间失联脱落5例,最终204例纳入研究,其中91例纳入进展组,113例纳入未进展组。两组术后1个月FOXP1均高于术前,EpCAM、CA19-9、CEA、CA242均低于术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进展组术后1个月FOXP1低于未进展组,EpCAM、CA19-9、CEA、CA242高于未进展组,且进展组FOXP1变化率、EpCAM变化率、CA19-9下降率、CEA下降率、CA242下降率低于未进展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Pearson法分析显示,FOXP1变化率、EpCAM变化率与CA19-9下降率（r分别为0.816、0.772）、CEA下降率（r分别为0.763、0.854）、CA242下降率（r分别为0.795、0.806）呈正相关（均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FOXP1变化率、EpCAM变化率及CA19-9下降率、CEA下降率、CA242下降率是术后早期病情进展的独立相关影响因素（P<0.05）;ROC分析显示,FOXP1变化率、EpCAM变化率及CA19-9下降率、CEA下降率、CA242下降率预警术后早期病情进展的曲线下面积（AUC）依次为0.747、0.769、0.761、0.751、0.789（P<0.001）;基于上述5个指标构建列线图预警模型,该模型的C-index为0.897,检验结果显示,该模型的AUC为0.897（95%CI：0.854~0.939）,显著大于FOXP1变化率、EpCAM变化率、CA19-9下降率、CEA下降率、CA242下降率（P<0.05）,预测结果与实际结果有较好的一致性,且具有明显正向的临床净获益。结论 ICC术后FOXP1、EpCAM变化率与肿瘤标志物下降率呈正相关,且均是术后早期病情进展的独立影响因素,基于上述指标构建列线图模型对术后早期病情进展具有良好预测效能及正向临床净获益,可作为临床预测术后早期病情进展的有效模型,并可指导临床决策。

目的 评价血管骨骼化解剖在Ⅲ型胆道闭锁患儿Kasai手术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至2024年12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收治的140例胆道闭锁患儿临床资料,包括患儿性别、手术年龄、体重、手术时间、解剖肝门时间、术中出血量和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等。2020年1月至2021年12月间有55例患儿行常规Kasai手术（C-K组）,2022年1月至2024年12月间有85例患儿行血管骨骼化解剖的Kasai手术（VS-K组）。结果 C-K组与VS-K组患儿在性别、手术年龄、体重、解剖肝门时间、出血量等方面进行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所有患儿均完整切除肝外胆管及肝门纤维块,术后无出血及胆漏等短期并发症发生。C-K组与VS-K组患儿相比,手术时间延长[（192±19） min比（133±22） min,P=0.032],6个月后黄疸清除率降低（34.5%比52.9%,P=0.033）。结论 胆道闭锁患儿Kasai手术时行血管骨骼化解剖安全可行,在完整切除肝门纤维板的同时缩短手术时间。

目的 总结西藏高原地区儿童梅克尔憩室（Meckel's diverticulum,MD）的独特临床特征,并探讨腹腔镜手术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1年9月至2024年10月拉萨市人民医院收治的33例MD患儿的临床资料,包括临床表现、诊断方法、手术方式、围手术期指标和随访资料,其中男性17例,女性16例,年龄（4.8±4.1）岁。结果 临床表现以血便（36.3%,12/33）、肠梗阻（27.3%,9/33）和腹膜炎（27.3%,9/33）为主。术前超声确诊率为50.0%（14/28）,其中5例（15.2%）误诊为阑尾穿孔。30例（90.9%）成功完成腹腔镜辅助下小切口手术,3例因严重腹腔粘连中转开腹。手术时间为（1.6±0.5） h,术中出血量为（14.9±8.4） mL,术后住院时间（12.0±3.4） d。患儿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5~43个月,术后并发腹腔积液5例（15.2%）、肠梗阻2例（6.1%）,无死亡病例。结论 西藏高原地区儿童MD具有并发症发生率高、诊断难度大的特点。腹腔镜辅助下小切口手术安全有效,可作为西藏高原地区的首选术式。

此文回顾性分析了1例51岁男性罕见特大肝血管瘤病人的临床特点及治疗过程。该例病人入院完善CT三维重建检查后行肝S1、S2、S3、S4、S5和部分S6段切除+胆囊切除术+肝S7段血管瘤硬化剂注射治疗,术后未出现并发症,恢复良好,于术后第8天出院。术后3个月复查肝脏CT未见复发。此类病人罕见,手术难度大,术后并发症凶险,术前需充分评估病人全身状态、肿瘤位置及与肝内血管及胆管的解剖关系,准确评估剩余肝脏体积及肝脏储备功能是手术成功的关键。

目的 探讨肝脏血管淋巴管瘤的临床特征、诊疗方式及预后。方法 报道仙桃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1例肝脏血管淋巴管瘤病人,从病人的临床症状、影像学检查、治疗方式、预后进行分析,并对国内外文献报道的5例该疾病的临床资料进行复习及总结。结果 本文报道的此例,男性,58岁,因上腹部间断性胀痛不适6月余入院,上腹部CT检查提示肝左叶占位,多考虑为囊腺瘤,不除外囊腺癌,行左半肝切除,术后病理见大量的淋巴管及血管,提示肝脏血管淋巴管瘤,随访半年无复发。文献检索相关病例5例加此例共收集6例,其中男性4例,女性2例,男女比例2∶1,年龄最大者60岁,最小6个月,中位年龄32岁。临床表现：病人以腹部疼痛、腹部肿块、腹胀为主要表现,部分因肿块巨大压迫胃肠道,引起恶心不适感,伴有食欲减退。1例病人表现为严重贫血,多数病人体格检查可见右上腹一巨大肿块,质地中等,不能推动,按之伴有压痛。实验室检查：2例病人出现白蛋白稍偏低,肝功能Child-Pugh评分均为A级,1例病人出现严重贫血,血红蛋白65g/L。所有病人肿瘤标志物检查,甲胎蛋白（AFP）均正常,2例病人出现癌胚抗原（CEA）及糖类抗原（CA）125轻度升高,1例病人CA19-9轻度升高。影像学检查：6例病人术前皆行腹部CT或磁共振检查,5例病人肿瘤位于肝右叶,1例病人肿瘤位于肝左叶,腹部CT检查表现多为多房囊性低密度影,其内见分隔,囊壁轻度强化,静脉期及延迟期强化比动脉期更明显。腹部MRI显示肿瘤为囊实性改变,病灶的囊性成分磁共振T₁加权成像（T₁WI）以低信号为主,磁共振T₂加权成像（T₂WI）以高信号为主,有时表现为液-液平。治疗及预后：6例病人有3例行右半肝切除,2例行肝部分切除,1例行左半肝切除。术后病理报告为肝血管淋巴管瘤,术后未给予特殊治疗,随访未见复发征象。结论 肝血管淋巴管瘤是一种罕见的肝脏良性肿瘤,术前根据病史、体征及辅助检查可以做出肝血管淋巴管瘤诊断的可能。提高对此疾病的认识,可以指导正确的诊疗,提升疾病诊断的符合率。

胆管癌是起源于胆管上皮细胞的高度侵袭性恶性肿瘤,临床症状隐匿,治疗效果欠佳。胆管癌对治疗的低反应性与其独特的肿瘤免疫微环境密切相关。在胆管癌的免疫微环境中,多种肿瘤相关细胞合成各类因子,并通过复杂的相互作用共同介导免疫逃逸,促进胆管癌的发展侵袭。免疫治疗已成为肿瘤治疗的重要手段,但在胆管癌中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单药疗效欠佳,其与化疗、靶向治疗的联合方案呈现出更好的收益。同时,嵌合抗原受体（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CAR）-T细胞疗法和肿瘤疫苗等新兴疗法初显潜力。由于胆管癌复杂的免疫微环境,未来需聚焦肿瘤免疫微环境,推动新靶点的开发并实现对病人的个性化治疗,从而改善病人的预后。本文综述了胆管癌免疫微环境的特征、与免疫治疗的关系及前沿的治疗策略。

胆道恶性肿瘤（biliary tract cancer,BTC）涵盖肝内胆管癌、肝外胆管癌与胆囊癌,是一类异质性显著、侵袭性强且预后较差的恶性肿瘤。近年来,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为代表的免疫治疗已为多种实体瘤的治疗带来变革,但在胆道肿瘤中,其疗效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总体应答率仍不理想。这种疗效的差异普遍认为与BTC免疫微环境的高度复杂性和多样性有关。BTC免疫微环境是一个动态且相互作用的系统,由肿瘤细胞、多种免疫细胞、基质细胞、血管网络以及各类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共同构成。该系统的组成与功能受到肿瘤解剖起源、分子遗传亚型、潜在病因、宿主免疫状态及既往治疗经历等多层次因素的深刻影响,从而在瘤内和瘤间均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本文系统回顾了当前关于BTC免疫微环境异质性的研究进展,从细胞组成、空间构型、分子特征及功能状态等多个维度剖析其具体表现;阐述此类异质性如何影响疾病进展、临床预后以及对免疫治疗的反应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将基础研究发现转化为可行的临床策略,以期为提升BTC免疫治疗的效果提供理论依据与转化路径。

胆道恶性肿瘤（biliary tract cancer,BTC）因其侵袭性强、手术切除率低、复发率高、预后差的特点,成为临床治疗的难题。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已成为晚期肿瘤或初始不可切除的BTC病人综合治疗的基石。近年来,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s）为代表的免疫治疗在晚期BTC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在围手术期治疗（新辅助治疗、辅助治疗）以及转化治疗中的应用正逐步成为研究的重点。本文系统地从BTC围手术期治疗的困境、免疫治疗的作用机制、新辅助免疫治疗、辅助免疫治疗、转化治疗中的免疫策略、疗效预测生物标志物以及未来展望等多个方面进行综述,提出新辅助免疫治疗联合化疗可能提高初始可切除病人的完全缓解率、降低复发风险,但需进一步高级别临床研究证实,转化治疗中“三联四药”方案可为初始不可切除病人创造手术机会,显著改善生存预后。随着Ⅲ期临床试验数据的公布、新型生物标志物的发现及联合治疗策略的优化,围手术期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将进一步改善BTC病人的长期生存。

目的 探讨林奇综合征（Lynch syndrome,LS）家系中恶性肿瘤病人的临床病理特征。方法 回顾性分析LS一个家系恶性肿瘤发病情况（共14例,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结直肠肿瘤中心收治6例,余病例就诊医院各不相同）。通过采集病人家系信息,记录病人并整理了该家族四代人恶性肿瘤分布图谱。生存时间等连续变量不符合正态性分布,采用M（Q₁,Q₃）进行描述。结果 该家系14例恶性肿瘤病人（男女比1∶1）呈现：发病年龄代际递减幅度达45.3年（二代69.0岁→三代23.7岁）。结直肠癌占主导（8/14）,多原发癌比例异常升高（5/14）。在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治疗的6例病人中5例病人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high,MSI-H）表型强烈支持DNA错配修复（mismatch repair,MMR）基因胚系突变,结合子宫内膜癌（2例）及脑胶质瘤等LS相关肿瘤谱,符合Amsterdam Ⅱ标准并超越Bethesda指南的分子验证阈值。本组结直肠癌生存期显著优于肠外肿瘤[102.0（36.3,141.0）个月比12.0（9.8,13.5）个月,P<0.001],且肠外肿瘤致死率较高（6例死亡病人中有4例）,这提示MMR缺陷肿瘤的异质性进展风险。结论 此家系病人呈现明显多原发癌高发、特定肿瘤谱及年轻化趋势。随着传代,发病年龄逐渐下降,多原发癌比例较高,预后相对较好,具有MSI-H的特点。结直肠癌病人预后显著优于肠外肿瘤,这可能与代际健康意识提升、定期筛查随访和早诊早治有关,多原发癌发病率高提示家族成员需加强动态管理。

先天性巨结肠（Hirschsprung's disease,HD）是一种发病率较高的消化道畸形,因严重的便秘、腹痛等临床表现及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等并发症,患儿及其家属饱受苦恼。现阶段的治疗推荐早期手术,所以该疾病的早诊早治以及病变肠段的辨别显得尤为重要。得益于人工智能以及影像领域的迅猛发展,HD的诊断领域涌现出众多新型诊断方法,并且取得了良好的诊断效果。此文系统回顾了机器学习在HD诊断中多种数据模态（如直肠活检、体液生物标志物等）的应用,并探讨了其在术中识别无神经节肠段的作用,旨在为未来的临床实践与研究提供参考。

近年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应用改变了胆道恶性肿瘤（biliary tract cancer,BTC）的治疗格局,但耐药问题仍然不可避免。原发性与获得性耐药制约了其总体疗效,并限制BTC病人进一步扩大临床获益。破解免疫治疗耐药的机制成为了目前亟需解决的难题。本文系统梳理了BTC免疫耐药的多层次成因并探讨了其应对策略,提出了整合性的未来研究方向,为开发精准、高效的联合治疗方案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思路。

胆道恶性肿瘤（biliary tract cancer,BTC）发病隐匿,侵袭性强,确诊时多数病人已处于晚期,丧失根治性手术机会。BTC特有的生物学特性是靶向、免疫治疗（简称靶免治疗）疗效差的重要原因,努力提高BTC的早诊早治率和R0切除率是当前突破靶免治疗困境的关键。随着对肿瘤生物学特性和耐药机制研究的不断深入,未来将充分发挥靶向、免疫、化疗的协同效应,探索出具有获益人群更精准、疗效更高、不良反应更低的联合方案,进一步改善BTC病人的长期生存率。

目的 探究大学生急性阑尾炎病人行日间腹腔镜阑尾切除术的可行性,并构建其达成概率的列线图预测模型。方法 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设计,纳入2023年12月至2024年12月收治的82例大学生急性阑尾炎病人。所有病人均接受腹腔镜阑尾切除术及中西医结合加速术后康复管理,按日间模式达成情况分组。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筛选独立预测因子,构建列线图模型并实施三重验证（区分度-校准度-临床效用）。结果 82例病人中46例（56.0%）达成日间手术模式,住院时间（41.37±6.33） h,术后30 d复查无严重并发症。达成该模式的独立影响因素为：C反应蛋白≤13.9 mg/L（OR=1.100,95%CI：1.005~1.204,P<0.05）,腹痛时间≤22 h（OR=1.160,95%CI：1.022~1.316,P<0.05）,阑尾直径≤10 mm（OR=13.683,95%CI：1.671~112.073,P<0.05）,未置引流管（OR=6.058,95%CI：1.066~34.428,P<0.05）,术后疼痛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分≤2.5分（OR=10.493,95%CI：2.696~40.835,P<0.05）;基于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的上述5项独立预测因子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该模型的曲线下面积为0.905（95%CI：0.845~0.966）,校准曲线显示高度一致性,决策曲线证实显著临床净获益。结论 大学生群体接受日间腹腔镜阑尾切除术模式是安全可行的,创建的列线图模型具有较好的预测能力,可协助早期识别符合条件的病人,及时采取干预措施提高该模式的达成率。

近年来,随着药物治疗的持续进步和综合治疗策略的不断优化,原发性肝癌总体治疗效果显著改善。在此背景下,如何在全流程管理中科学、合理地定位外科手术,并最大化外科手术对生存获益的贡献,成为临床关注的焦点。多发病灶、肝静脉/门静脉/胆管癌栓、肿瘤标志物显著升高、循环肿瘤标志物（如循环肿瘤细胞或循环肿瘤DNA）阳性,或肿瘤紧邻需保留的关键肝脏结构等不良肿瘤学特征,往往提示病人具有较高的复发风险和较差的生物学行为。对于存在上述特征但在技术上可切除或经转化治疗后具备可切除条件的原发性肝癌,其是否一定能够从积极的早期手术切除（或成功转化后积极的手术）中获得更佳的生存优势,是当前临床实践中广泛讨论且仍存较大争议的问题。本文结合笔者既往临床经验,对如何开展科学的临床思维并做出个体化的最佳外科决策做一浅析,尝试探讨相关争议背后的肿瘤学逻辑与外科决策权衡,并提出一套可用于不同临床情境的决策思维框架,以期为实现个体化、精准的外科治疗选择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