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症急性胰腺炎因高死亡率成为临床治疗难题,其外科治疗理念历经了深刻变革,已从早期的激进手术转向以“延迟、微创、阶梯式”为核心的现代策略。本文系统阐述了这一范式转移的病理生理学基础,即“二次打击”学说,强调了在全身炎症反应高峰期避免医源性二次打击的重要性。围绕手术“时机”,本文论证了将干预延迟至发病4周后（待急性坏死物积聚成熟为包裹性坏死）作为金标准的循证医学依据,并明确了腹腔间隔室综合征是此原则的唯一重要例外。围绕手术“方式”,本文详述了阶梯式治疗策略的演进与确立,包括作为初始步骤的经皮穿刺置管引流术或内镜下经腔引流术,以及作为第二阶梯的内镜下或微创外科坏死组织清除术。本文对“一步法”治疗与开放手术在当代的重新定位进行了探讨。遵循这一基于证据的现代管理框架,可显著改善重症急性胰腺炎病人的预后。

目的 通过幽门半结扎+前胃部分结扎术,结合术后饮食干预来开发一种改进的小鼠胃食管反流病（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GERD）模型。方法 48只C57BL/6J小鼠随机均分为4组：假手术2周组、造模2周组、假手术7周组与造模7周组。造模组小鼠接受前胃部分结扎术+幽门半结扎术,术后予以高脂饲料及营养果冻喂养;假手术组仅行开关腹,术后予以常规饮食。术后记录小鼠体重变化与存活率,并于造模后2周与7周采集食管组织,通过苏木精-伊红染色法（HE染色）进行病理学观察以鉴定胃食管反流,并分析造模成功率。采用逆转录实时荧光定量PCR与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分析炎症特征。使用GraphPad Prism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造模2周、7周组造模成功率分别为83.3%和66.7%（P<0.05）。与假手术组相比,造模2周后C57BL/6J小鼠食管壁增粗,HE染色可见基底细胞增生和炎症细胞浸润;逆转录实时荧光定量PCR与酶联免疫吸附试验结果显示造模后M1型巨噬细胞相关因子和标志物白细胞介素-6、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CD80、CD86等表达显著增加（P<0.05）,而M2型巨噬细胞相关炎症因子和标志物白细胞介素-10、CD163、CD206表达显著降低（P<0.05）。结论 相比于传统模型,该方法的造模成功率更高而小鼠存活率相仿,且拥有与人胃酸反流引起的GERD相似的病理特征和M1型巨噬细胞浸润为主的炎症特征,将是GERD的分子病理生理和临床药物开发研究的理想模型。

减重代谢手术是大部分肥胖病人接受非手术治疗无效后的最终选择,其主要通过改变胃容量和减少肠道面积来限制食物摄入和营养吸收,以达到减重目的。但在减重过程中,病人的术前状态、某些手术操作和重要物质的摄入和吸收减少也会带来不利影响,术后出现贫血正是问题之一。该文通过整理、分析不同减重代谢术后病人的贫血现状、贫血的影响因素和应对策略,强调术后应积极应对贫血,以降低手术带来的不利影响,提高肥胖病人术后的生活质量。

重症急性胰腺炎是一种病情凶险、并发症多、死亡率高的急腹症,其治疗策略经历了从激进手术到保守治疗,再到微创与开放相结合的多学科综合治疗模式的重大转变。重症急性胰腺炎手术治疗决策主要基于多学科团队协作的讨论决定。近年的研究表明,以“阶梯式治疗”为核心的微创手术策略显著改善了病人预后,而个体化手术时机的把握与基于机器学习的预测模型为精准治疗提供了新方向。

目的 基于倾向性评分匹配法,评估术前应用硫酸镁预防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ERCP）术后胰腺炎的安全性及有效性。方法 选取2022年1月至2024年10月期间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普外科收治的215例行ERCP的胆总管结石病人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术前治疗方案不同分为A/B两组。应用SPSS 22.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使用倾向性评分匹配法均衡组内混杂因素,分析术前应用硫酸镁对ERCP病人术后炎症指标、肝功能指标、淀粉酶及胰腺炎的影响。结果 在倾向性评分匹配法之前,A/B两组病人在性别、插管次数上均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经倾向性评分匹配法后,共有128例病人成功匹配,硫酸镁组64例术前口服硫酸镁,氯化钠组64例术前口服氯化钠。将两组病人的一般资料进行对比后发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硫酸镁组的术后24 h的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谷草转氨酶、谷丙转氨酶与氯化钠组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硫酸镁组的术后24 h白细胞计数、C反应蛋白、白细胞介素-6低于氯化钠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硫酸镁组的术后12 h、24 h的高淀粉酶血症及胰腺炎发生率低于氯化钠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 术前应用硫酸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ERCP术后胰腺炎发生率,控制术后炎症反应。

目的 探究基于APR三角的Glisson蒂入路在原发性肝癌病人行腹腔镜解剖性右半肝切除中的应用。方法 回顾性选取2020年1月至2022年10月在十堰市太和医院接受腹腔镜解剖性右半肝切除的46例原发性肝癌病人,根据手术入路的不同分为两组。将23例采取基于APR三角的Glisson蒂入路横断法的腹腔镜解剖性肝切除纳入APR组,23例采取传统入路的腹腔镜解剖性肝切除术纳入传统入路组。比较两组手术时间、肝门阻断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肝功能恢复情况、术后并发症和住院时间。结果 与传统入路组比较,APR组手术时间、肝门阻断时间及术中血量明显减少,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术后第1、3、5天APR组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水平相比传统入路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第1、3天APR组总胆红素水平升幅较传统入路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第5天,两组总胆红素水平较术前也稍有升高,但两组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APR组的术后并发症（包括胆漏、胸腔积液、腹腔积液）发生率为13.04%（3/23）,而传统入路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43.48%（10/23）,APR组术后出现并发症的情况明显少于传统入路组,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PR组术后住院时间短于传统入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基于APR三角的Glisson蒂入路腹腔镜解剖性右半肝切除术安全有效,可以缩短手术时间并降低手术风险,有利于术后肝功能的恢复,还可以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及降低住院时间。

目的 探索腹腔镜完全腹膜外疝修补术（total extraperitoneal inguinal hernia repair,TEP）对老年腹股沟疝病人的疗效、血清胃泌素和胃动素水平及术后疼痛管理的影响。方法 选取都江堰市人民医院在2023年4月至2024年4月期间收治的112例老年腹股沟疝病人,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2组。TEP组56例进行腹腔镜完全腹膜外疝修补术,其余56例行腹腔镜经腹腹膜前疝修补术（transabdominal preperitoneal herniorrhaphy,TAPP）治疗的为TAPP组,比较两组术后恢复情况。结果 两组比较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住院时间以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但TEP组首次进食时间、肛门首次排气时间、肠鸣音恢复时间短于TAPP组,建立气腹10 min、30 min的气道压力及呼气末二氧化碳分压高于TAPP组（均P<0.05）,术后3 d的胃泌素、血浆胃动素、皮质醇、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水平低于TAPP组（均P<0.05）。结论 对老年腹股沟疝病人进行TEP治疗,更能够减轻对肠胃功能影响,疼痛程度更轻,术后恢复更优,但会对术中呼吸功能产生一定影响。

目的 预测妊娠期急性阑尾炎（acute appendicitis in pregnancy,AAP）保守治疗无效的危险因素,并计算其安全临界值,以指导AAP病人治疗策略的个体化选择。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23年6月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收治的80例AAP病人的临床资料,分为保守治疗成功组（48例）和保守治疗失败组（32例）。通过单因素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保守治疗无效的危险因素并通过绘制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计算计数资料的约登指数和诊断截止点。结果 在单因素分析中,保守治疗失败组的住院时间（t=-3.450,P<0.05）,体温>37.3 ℃比例（χ²=8.437,P<0.05）、NBUT%（t=-3.370,P<0.05）和发病时间（t=-3.161,P<0.05）均高于保守治疗成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中,结果显示发病时间长、发热和高NBUT%是AAP保守治疗无效的独立危险因素。对计数资料发病时间和NBUT%绘制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两者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10和0.775,与0.5（无效假设）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提示检验效能良好。两者的诊断截断点分别为27 h和88.96%,对应约登指数分别为0.562和0.502,敏感度分别为87.5%和75%,特异度分别为31.3%和18.8%。结论 发病时间>27 h、发热和NBUT%>88.96%是AAP保守治疗失败的早期预测指标,及早采取手术治疗可能使这类病人获益。

随着近年来外科技术不断进步,涉及半肝切除、尾状叶切除或门静脉部分切除再吻合的术式日渐增多,术中对肝门区门静脉分叉部及左右干的游离日趋常见。游离的难点在于处理自门静脉分叉部及左右干发出的门静脉小短支（门短静脉）。针对该区域解剖特征,研究提出了“第四肝门”概念,为相关手术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目的 探讨骨骼肌密度（skeletal muscle density,SMD）对腹腔镜全胃切除术后补充性肠外营养（supplementary parenteral nutrition,SPN）期间血糖的影响。方法 选取2018年2月至2021年2月间在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进行腹腔镜全胃切除术后SPN的258例病人为研究对象,收集病人的一般资料,并对其营养、炎症指标、SMD和术后血糖进行检测。根据SMD水平,将258例病人分为SMD-H组（男性SMD≥38.5 HU,女性SMD≥28.6 HU,n=208）和SMD-L组（男性SMD<38.5 HU,女性SMD<28.6 HU,n=50）。分析影响病人术后血糖的危险因素,并比较两组病人的术后血糖及并发症情况。结果 与SMD-H组相比,SMD-L组高血糖发生率（χ²=8.066,P=0.005）及并发症发生率（χ²=18.391,P<0.001）均明显升高,且SMD-L组的SPN期间的静脉血浆葡萄糖平均值（t=3.944,P<0.001）及最大值（t=5.134,P<0.001）均更高,SPN期间血糖波动程度也更大（t=5.030,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60岁（OR=2.212,P=0.011）、贫血（OR=3.676,P<0.001）、低SMD（OR=0.343,P=0.004）是腹腔镜全胃切除术后SPN期间高血糖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SMD会影响腹腔镜全胃切除术后SPN期间高血糖的发生,SMD水平与胰岛素抵抗程度相关。

侵袭性纤维瘤是一种少见的良性间质性肿瘤,具有浸润性生长的特点,腹内型侵袭性纤维瘤（intra-abdominal aggressive fibromatosis,IAF）是其中罕见且预后较差的类型。IAF可以分为散发型和遗传型,分别与体细胞性β-连环蛋白基因和腺瘤性息肉病基因突变有关。影像学检查如超声、CT和磁共振成像能够帮助识别IAF的特征,病理学上则通过β-catenin蛋白的核表达来辅助诊断。由于侵袭性纤维瘤的高复发率,近年来其治疗理念已经从手术切除转向保守管理和观察,尤其是对无症状病人。药物治疗方面,化疗、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和γ-分泌酶抑制剂等显示出一定的疗效。尽管IAF的诊断和治疗存在挑战,通过多种方法的综合应用可以提高诊断准确性及治疗的疗效。进一步的研究需要关注这些先进药物的安全性以更好地理解其生物学机制,并推进其在临床中的应用。

目的 评估术前CT弥漫性脾脏密度减低作为影像学参数,对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 手术切除病人预后的预测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7年4月至2020年6月间于青海大学附属医院肝胆外科接受手术治疗的106例ICC病人,通过CT平扫的横断面图像测量每位病人的脾脏密度。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确定脾脏密度的最佳CT临界值,以CT临界值作为分组依据将所有病人分为脾脏密度弥漫性减低组与非脾脏密度弥漫性减低组。通过Kaplan-Meier曲线和log-rank检验比较两组病人的中位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Cox回归分析用于确定影响ICC病人OS的独立风险因素。结果 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认定预测病人OS的脾脏密度最佳CT临界值为44.9 HU,曲线下面积为0.667（95%CI：0.560~0.774）。共有39例（36.8%）病人有脾脏密度弥漫性减低的影像学表现。脾脏密度弥漫性减低组（CT值< 44.9 HU）与非弥漫性减低组（CT值≥44.9 HU）的基线特征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Kaplan-Meier生存曲线表明脾脏密度弥漫性减低组病人的OS明显短于非弥漫性减低组,中位OS分别为13.5个月（95%CI：6.5~20.5）与37.0个月（95%CI：31.5~42.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2.444,P<0.001）。两组Ⅰ~Ⅱ期ICC病人的中位OS为13.5个月（95%CI：1.5~26.5）与46.6个月（95%CI：34.4~58.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9.941,P<0.001）;两组Ⅲ~Ⅳ期ICC病人的中位OS分别为12.0个月（95%CI：2.4~21.6）与28.0个月（95%CI：12.3~43.2）,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242,P=0.623）。亚组分析结果表明,脾脏密度弥漫性减低与Ⅰ~Ⅱ期ICC病人预后不良显著相关。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脾脏密度弥漫性减低（HR=2.898,95%CI：1.722~4.876,P<0.001）、淋巴结转移（HR=2.193,95%CI：1.280~3.756,P=0.004）和微血管侵犯（HR=4.577,95%CI：2.419~8.658,P<0.001）是ICC病人预后不佳的独立预测因子。结论 术前脾脏密度弥漫性减低是Ⅰ~Ⅱ期ICC病人的独立风险因素,故而术前测量脾脏密度CT值或许可作为一种预测病人预后的影像学方法。

正中弓状韧带综合征发病率低,症状体征不明显,主要表现为餐后腹痛、体重下降和上腹部压痛。诊断主要是排除性诊断,超声、CT血管造影、磁共振血管成像、数字减影血管造影等影像学检查对诊断有帮助。正中弓状韧带松解术或联合腹腔神经节切除术是治疗该病的主要术式。此文报道1例正中弓状韧带综合征诊治流程,并复习相关文献,旨在为临床医师诊治提供帮助。

骶前囊肿是位于骶尾骨与直肠之间的囊性或囊实性肿块,与骶尾骨筋膜、直肠及肛门括约肌等盆底组织关系密切,多数为良性疾病。骶前囊肿早期一般无任何症状,当囊肿逐渐增大压迫周围邻近脏器或组织时出现相应压迫症状,直肠指检易发现,确诊需行超声、CT、磁共振成像等影像学检查,经充分评估后确定手术方案及手术入路,术中主动减压使囊肿体积变小有助于囊肿暴露和完全切除。该文报告1例经腹入路骶前囊肿切除术的诊治经过,为类似病人诊治提供临床参考。

目的 探讨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病人免疫球蛋白kappa J区重组信号结合蛋白（recombination signal binding protein for immunoglobulin kappa J region gene,RBPJ）、三基序蛋白25（tripartite motif 25,TRIM25）的表达及其对CRC病人的诊断价值。方法 前瞻性选取保定市第二医院2021年6月至2023年6月期间住院手术治疗的112例CRC病人（患病组）术中切除的癌组织标本作为研究对象,取癌旁组织作为对照,另选取50名同期到该院体检正常的健康成人为健康组。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CRC病人癌组织及癌旁组织中RBPJ和TRIM25的表达水平。分析癌组织中RBPJ和TRIM25的表达情况及其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其相关性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并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分析RBPJ和TRIM25表达水平对CRC病人的诊断价值。结果 癌组织中RBPJ（70.54%）和TRIM25（68.75%）的阳性表达率显著高于癌旁组织中RBPJ（27.68%）和TRIM25（33.04%）的阳性表达率（P<0.05）。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表明,癌组织中RBPJ和TRIM25的表达水平呈显著正相关（r=0.663,P<0.05）。癌组织中RBPJ、TRIM25的表达水平与病人的TNM分期、淋巴结转移、肿瘤浸润深度显著相关（P<0.05）。患病组RBPJ、TRIM25血清水平显著高于健康组（P<0.05）;ROC曲线分析表明,RBPJ、TRIM25血清水平对CRC病人诊断价值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78、0.708,敏感度分别为75.89%、91.96%,特异度分别为92.00%、54.00%;两者联合预测CRC病人感染的曲线下面积为0.930,敏感度为77.68%、特异度为96.00%。结论 癌组织中RBPJ和TRIM25的表达水平与CRC病人的临床病理特征密切相关,有望成为CRC的诊断指标。

胆管癌是起源于胆管上皮细胞的高度侵袭性恶性肿瘤,临床症状隐匿,治疗效果欠佳。胆管癌对治疗的低反应性与其独特的肿瘤免疫微环境密切相关。在胆管癌的免疫微环境中,多种肿瘤相关细胞合成各类因子,并通过复杂的相互作用共同介导免疫逃逸,促进胆管癌的发展侵袭。免疫治疗已成为肿瘤治疗的重要手段,但在胆管癌中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单药疗效欠佳,其与化疗、靶向治疗的联合方案呈现出更好的收益。同时,嵌合抗原受体（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CAR）-T细胞疗法和肿瘤疫苗等新兴疗法初显潜力。由于胆管癌复杂的免疫微环境,未来需聚焦肿瘤免疫微环境,推动新靶点的开发并实现对病人的个性化治疗,从而改善病人的预后。本文综述了胆管癌免疫微环境的特征、与免疫治疗的关系及前沿的治疗策略。

胆道恶性肿瘤（biliary tract cancer,BTC）因其侵袭性强、手术切除率低、复发率高、预后差的特点,成为临床治疗的难题。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已成为晚期肿瘤或初始不可切除的BTC病人综合治疗的基石。近年来,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s）为代表的免疫治疗在晚期BTC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在围手术期治疗（新辅助治疗、辅助治疗）以及转化治疗中的应用正逐步成为研究的重点。本文系统地从BTC围手术期治疗的困境、免疫治疗的作用机制、新辅助免疫治疗、辅助免疫治疗、转化治疗中的免疫策略、疗效预测生物标志物以及未来展望等多个方面进行综述,提出新辅助免疫治疗联合化疗可能提高初始可切除病人的完全缓解率、降低复发风险,但需进一步高级别临床研究证实,转化治疗中“三联四药”方案可为初始不可切除病人创造手术机会,显著改善生存预后。随着Ⅲ期临床试验数据的公布、新型生物标志物的发现及联合治疗策略的优化,围手术期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将进一步改善BTC病人的长期生存。

胆道恶性肿瘤（biliary tract cancer,BTC）涵盖肝内胆管癌、肝外胆管癌与胆囊癌,是一类异质性显著、侵袭性强且预后较差的恶性肿瘤。近年来,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为代表的免疫治疗已为多种实体瘤的治疗带来变革,但在胆道肿瘤中,其疗效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总体应答率仍不理想。这种疗效的差异普遍认为与BTC免疫微环境的高度复杂性和多样性有关。BTC免疫微环境是一个动态且相互作用的系统,由肿瘤细胞、多种免疫细胞、基质细胞、血管网络以及各类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共同构成。该系统的组成与功能受到肿瘤解剖起源、分子遗传亚型、潜在病因、宿主免疫状态及既往治疗经历等多层次因素的深刻影响,从而在瘤内和瘤间均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本文系统回顾了当前关于BTC免疫微环境异质性的研究进展,从细胞组成、空间构型、分子特征及功能状态等多个维度剖析其具体表现;阐述此类异质性如何影响疾病进展、临床预后以及对免疫治疗的反应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将基础研究发现转化为可行的临床策略,以期为提升BTC免疫治疗的效果提供理论依据与转化路径。

目的 探讨林奇综合征（Lynch syndrome,LS）家系中恶性肿瘤病人的临床病理特征。方法 回顾性分析LS一个家系恶性肿瘤发病情况（共14例,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结直肠肿瘤中心收治6例,余病例就诊医院各不相同）。通过采集病人家系信息,记录病人并整理了该家族四代人恶性肿瘤分布图谱。生存时间等连续变量不符合正态性分布,采用M（Q₁,Q₃）进行描述。结果 该家系14例恶性肿瘤病人（男女比1∶1）呈现：发病年龄代际递减幅度达45.3年（二代69.0岁→三代23.7岁）。结直肠癌占主导（8/14）,多原发癌比例异常升高（5/14）。在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治疗的6例病人中5例病人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high,MSI-H）表型强烈支持DNA错配修复（mismatch repair,MMR）基因胚系突变,结合子宫内膜癌（2例）及脑胶质瘤等LS相关肿瘤谱,符合Amsterdam Ⅱ标准并超越Bethesda指南的分子验证阈值。本组结直肠癌生存期显著优于肠外肿瘤[102.0（36.3,141.0）个月比12.0（9.8,13.5）个月,P<0.001],且肠外肿瘤致死率较高（6例死亡病人中有4例）,这提示MMR缺陷肿瘤的异质性进展风险。结论 此家系病人呈现明显多原发癌高发、特定肿瘤谱及年轻化趋势。随着传代,发病年龄逐渐下降,多原发癌比例较高,预后相对较好,具有MSI-H的特点。结直肠癌病人预后显著优于肠外肿瘤,这可能与代际健康意识提升、定期筛查随访和早诊早治有关,多原发癌发病率高提示家族成员需加强动态管理。

胆道恶性肿瘤（biliary tract cancer,BTC）发病隐匿,侵袭性强,确诊时多数病人已处于晚期,丧失根治性手术机会。BTC特有的生物学特性是靶向、免疫治疗（简称靶免治疗）疗效差的重要原因,努力提高BTC的早诊早治率和R0切除率是当前突破靶免治疗困境的关键。随着对肿瘤生物学特性和耐药机制研究的不断深入,未来将充分发挥靶向、免疫、化疗的协同效应,探索出具有获益人群更精准、疗效更高、不良反应更低的联合方案,进一步改善BTC病人的长期生存率。

先天性巨结肠（Hirschsprung's disease,HD）是一种发病率较高的消化道畸形,因严重的便秘、腹痛等临床表现及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等并发症,患儿及其家属饱受苦恼。现阶段的治疗推荐早期手术,所以该疾病的早诊早治以及病变肠段的辨别显得尤为重要。得益于人工智能以及影像领域的迅猛发展,HD的诊断领域涌现出众多新型诊断方法,并且取得了良好的诊断效果。此文系统回顾了机器学习在HD诊断中多种数据模态（如直肠活检、体液生物标志物等）的应用,并探讨了其在术中识别无神经节肠段的作用,旨在为未来的临床实践与研究提供参考。

近年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应用改变了胆道恶性肿瘤（biliary tract cancer,BTC）的治疗格局,但耐药问题仍然不可避免。原发性与获得性耐药制约了其总体疗效,并限制BTC病人进一步扩大临床获益。破解免疫治疗耐药的机制成为了目前亟需解决的难题。本文系统梳理了BTC免疫耐药的多层次成因并探讨了其应对策略,提出了整合性的未来研究方向,为开发精准、高效的联合治疗方案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思路。

目的 探究大学生急性阑尾炎病人行日间腹腔镜阑尾切除术的可行性,并构建其达成概率的列线图预测模型。方法 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设计,纳入2023年12月至2024年12月收治的82例大学生急性阑尾炎病人。所有病人均接受腹腔镜阑尾切除术及中西医结合加速术后康复管理,按日间模式达成情况分组。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筛选独立预测因子,构建列线图模型并实施三重验证（区分度-校准度-临床效用）。结果 82例病人中46例（56.0%）达成日间手术模式,住院时间（41.37±6.33） h,术后30 d复查无严重并发症。达成该模式的独立影响因素为：C反应蛋白≤13.9 mg/L（OR=1.100,95%CI：1.005~1.204,P<0.05）,腹痛时间≤22 h（OR=1.160,95%CI：1.022~1.316,P<0.05）,阑尾直径≤10 mm（OR=13.683,95%CI：1.671~112.073,P<0.05）,未置引流管（OR=6.058,95%CI：1.066~34.428,P<0.05）,术后疼痛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分≤2.5分（OR=10.493,95%CI：2.696~40.835,P<0.05）;基于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的上述5项独立预测因子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该模型的曲线下面积为0.905（95%CI：0.845~0.966）,校准曲线显示高度一致性,决策曲线证实显著临床净获益。结论 大学生群体接受日间腹腔镜阑尾切除术模式是安全可行的,创建的列线图模型具有较好的预测能力,可协助早期识别符合条件的病人,及时采取干预措施提高该模式的达成率。

目的 分析基于Clavien-Dindo分级的腹腔镜胆总管探查术（laparoscopic common bile duct exploration,LCBDE）术后并发症的相关因素,构建对应的预测模型并验证其效能。方法 采用前瞻性研究,选取2023年1月至2025年5月于太仓市第一人民医院行LCBDE的病人285例,以2∶1随机分为训练集、验证集,分别190例、95例。随访统计病人术后并发症Clavien-Dindo分级,将训练集病人中发生Clavien-Dindo分级≥Ⅱ级并发症者分为并发症≥Ⅱ级组,无并发症及Clavien-Dindo分级Ⅰ级并发症者分为并发症0~Ⅰ级组。比较两组一般资料,经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Clavien-Dindo分级≥Ⅱ级并发症的影响因素,建立对应的预测模型,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校正曲线验证其效能及区分度。结果 并发症≥Ⅱ级组26例,并发症0~Ⅰ级组164例,并发症≥Ⅱ级组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SA）分级≥Ⅲ级构成比、合并中/重度急性胆管炎构成比、查尔森合并症指数（Charlson comorbidity index,CCI）、术中出血量均高于并发症0~Ⅰ级组（均P<0.05）,白蛋白水平低于并发症0~Ⅰ级组（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显示,以下因素是LCBDE术后发生Clavien-Dindo分级≥Ⅱ级并发症的危险因素：ASA分级≥Ⅲ级（OR=3.550,95%CI：1.271~9.915）,CCI评分（OR=2.617,95%CI：1.151~5.949）,合并中/重度急性胆管炎（OR=2.171,95%CI：1.296~3.635）,术中出血量（OR=2.872,95%CI：1.322~6.241）,均P<0.05;白蛋白（OR=0.426,95%CI：0.200~0.904）是保护因素（P<0.05）;建立logistic回归方程：Logit函数=-12.874-0.854X₁（白蛋白）+1.267X₂（ASA分级≥Ⅲ级）+0.962X₃（CCI评分）+0.775X₄（合并中/重度急性胆管炎）+ 1.055X₅（术中出血量）。ROC曲线显示,该模型预测训练集术后发生Clavien-Dindo分级≥Ⅱ级并发症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929,敏感度为84.62%,特异度为98.17%,预测验证集术后发生Clavien-Dindo分级≥Ⅱ级并发症的AUC为0.920,敏感度为92.31%,特异度为81.71%。Hosmer-Lemeshow检验显示,该预测模型预测训练集、验证集病人术后发生Clavien-Dindo分级≥Ⅱ级并发症的概率与实际概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训练集：χ²=6.036,P=0.702;验证集：χ²=7.254,P=0.512）。结论 ASA分级≥Ⅲ级、CCI评分、合并中/重度急性胆管炎、术中出血量是LCBDE术后发生Clavien-Dindo分级≥Ⅱ级并发症的危险因素,白蛋白是保护因素,对应的预测模型经验证具有良好的预测效能。

近年来,随着药物治疗的持续进步和综合治疗策略的不断优化,原发性肝癌总体治疗效果显著改善。在此背景下,如何在全流程管理中科学、合理地定位外科手术,并最大化外科手术对生存获益的贡献,成为临床关注的焦点。多发病灶、肝静脉/门静脉/胆管癌栓、肿瘤标志物显著升高、循环肿瘤标志物（如循环肿瘤细胞或循环肿瘤DNA）阳性,或肿瘤紧邻需保留的关键肝脏结构等不良肿瘤学特征,往往提示病人具有较高的复发风险和较差的生物学行为。对于存在上述特征但在技术上可切除或经转化治疗后具备可切除条件的原发性肝癌,其是否一定能够从积极的早期手术切除（或成功转化后积极的手术）中获得更佳的生存优势,是当前临床实践中广泛讨论且仍存较大争议的问题。本文结合笔者既往临床经验,对如何开展科学的临床思维并做出个体化的最佳外科决策做一浅析,尝试探讨相关争议背后的肿瘤学逻辑与外科决策权衡,并提出一套可用于不同临床情境的决策思维框架,以期为实现个体化、精准的外科治疗选择提供参考。

目的 分析结肠癌中铜死亡相关基因（cuproptosis-related genes,CRGs）的表达特征、预后价值及免疫相关性。方法 基于生物信息学分析结肠癌与正常组织中CRGs的差异表达及功能富集。通过采用LASSO回归和Cox回归构建风险评分模型,评估其预后效能。结合TIMER数据库分析CRGs与免疫浸润及检查点的关系,并通过定量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qRT-PCR）验证关键基因表达。结果 本研究以42个经文献及数据库筛选确定的CRGs为分析起点,通过分析结肠癌转录组数据,35个CRGs呈现显著差异表达（P<0.05）,其中CDKN2A突变频率最高（17%）。基于LASSO回归分析进一步筛选出独立危险因素为：DAXX（HR=1.523,95%CI：1.075~2.158,P<0.05）,PRNP（HR=1.523,95%CI：1.075~2.158,P<0.05）,COX19（HR=1.523,95%CI：1.075~2.158,P<0.05）,CDKN2A（HR=1.523,95%CI：1.075~2.158,P<0.05）,DLAT（HR=1.523,95%CI：1.075~2.158,P<0.05）。利用上述基因表达构建CRGs预后风险评分模型,根据中位风险评分将病人分为高风险组和低风险组,高风险组生存期显著缩短;该预后模型预测效能良好（AUC>0.7）,且与免疫细胞浸润及检查点基因显著相关。qRT-PCR证实DAXX、COX19、CDKN2A表达上调,PRNP、DLAT表达下调。结论 CRGs风险模型可有效预测结肠癌预后,其与免疫微环境的关联为免疫治疗提供了潜在靶点,为个体化治疗提供了理论依据。

肠梗阻术后感染多为肠杆菌科细菌所致,主要包括手术切口感染和腹腔内感染,严重时可发展为脓毒症或感染性休克。2025年6月1日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收治1例53岁女性病人,由罕见的“侧腹膜裂孔疝”引起的肠梗阻,手术后继发由嗜水气单胞菌与豚鼠气单胞菌引起的广泛性坏死性筋膜炎。术后当晚出现感染性休克,感染由切口沿筋膜层扩散上至乳头、下至会阴、后至背部,范围广,病情危重。药敏结果显示其对三代头孢菌素及喹诺酮类药物敏感,对碳青霉烯类药物却耐药。经敏感抗生素（头孢他啶）联合外科清创、切口放置多根双套管持续冲洗、负压引流,联合营养支持治疗后病情好转。

梅州市人民医院2024年6月收治1例恶性心包积液病人[男性,77岁,曾因早期胃癌（中分化腺癌,pT_1bN₀M₀ ⅠA期）于2020年8月行腹腔镜辅助下全胃根治性切除术],本文对其临床资料及诊治方案进行了总结。该病人此次因“反复气促1月余,加重3 d”就诊,急诊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及胸部CT提示大量心包积液。入院后急诊超声引导下心包穿刺术,共引流出615 mL血性心包积液,细胞学检查可见癌细胞。术后行FOLFOX方案（亚叶酸钙+5-氟尿嘧啶+奥沙利铂）化疗两次后病人自行放弃治疗,于发现心包积液3个月后死亡。早期胃癌根治术后出现恶性心包积液较罕见,预后极差,对于中至大量心包积液病人行心包穿刺术可减轻呼吸困难等症状,避免发展为心包填塞,而全身化疗有助于改善预后。

近年来,肠道菌群在宿主能量代谢、炎症调控及内环境稳态维持的作用受到关注。已有研究表明,菌群失衡与肥胖、胰岛素抵抗、2型糖尿病、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及代谢综合征密切相关。肠道菌群可通过影响能量摄取与储存、短链脂肪酸和胆汁酸代谢、肠道屏障稳态、慢性低度炎症以及肠-脑轴信号转导等途径参与代谢调控。粪菌移植作为重建肠道微生态的代表性干预方式,已在复发性艰难梭菌感染中取得确切疗效,并逐步拓展至肥胖、代谢综合征、便秘及抑郁障碍等领域。现有研究提示,粪菌移植对体重下降的直接作用尚不稳定,但在改善胰岛素敏感性、体脂分布、部分血脂指标及慢性低度炎症方面具有一定潜力,其疗效受供者筛选、受者基线菌群、移植途径及饮食习惯等多种因素影响。本文围绕肠道菌群与肥胖及代谢紊乱的关系、粪菌移植的作用机制、在相关疾病中的应用现状进行综述。

目的 比较手术切除与微波消融在中国肝癌分期（CNLC）Ⅰb期和Ⅱa期多灶性肝细胞癌病人中的临床疗效,为多灶性肝细胞癌的治疗方式选择提供依据。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3年12月至2023年12月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治疗并符合纳入排除标准的112例CNLC Ⅰb期和Ⅱa期多灶性肝细胞癌病人,根据治疗方式分为切除组（85例）和消融组（27例）。采用倾向评分匹配方法对两组病人的总生存率、无病生存率以及围术期结局指标如术后住院时间、住院费用和术后并发症情况进行比较。结果 经倾向评分匹配法进行1∶3匹配后,消融组22例,切除组66例。两组病人基线特征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在长期生存结局方面,切除组和消融组1、3、5年的总生存率分别为89.4%、77.2%、59.7%和100%、84.2%、33.1%,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切除组和消融组病人1、3、5年的无病生存率分别为62.1%、40.9%、23.5%和72.7%、43.8%、26.3%,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围术期结局方面,消融组与切除组比较,病人的术后住院时间（中位数：7.0 d比11.5 d）及住院费用（中位数：38 509.5元比62 346.5元）均显著降低（均P<0.05）。两组病人术后并发症Clavien-Dindo分级Ⅱ级及以上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提示两种治疗方式在安全性方面具有可比性。结论 在CNLCⅠb期和Ⅱa期多灶性肝细胞癌病人中,微波消融在长期生存结局方面可获得与肝手术切除相当的疗效,并在术后住院时间、住院费用及术后并发症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目的 探讨腹腔镜下超声引导微波消融“热缩法”治疗肝血管瘤的应用效果与技术优势,以优化临床治疗方案。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3年5月至2024年12月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肝胆外科收治的87例肝血管瘤病人的临床资料,根据不同手术方式分为消融联合切除组（42例）和单纯消融组（45例）,两组均采用“热缩法”核心技术,分析两组围术期指标、并发症发生情况及远期疗效。结果 消融联合切除组与单纯消融组血管瘤长径分别为（9.5±3.4） cm、（9.0±2.9） cm,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单纯消融组与消融联合切除组比较,手术时间[（49.8±20.5） min比（128.7±46.3） min]、术后住院时间[（5.0±1.0） d比（5.7±1.6） d]、肠道功能恢复时间[（1.8±1.0） d比（2.6±1.3） d]、术后静脉镇痛时间[（1.6±1.1） d比（2.7±1.2） d]均显著缩短,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白细胞介素-6水平单纯消融组[（18.3±3.5） pg/L]也低于消融联合切除组[（24.9±4.7） pg/L]（t=-8.364,P=0.041）。消融联合切除组影像学完全缓解率为100%（42/42）,显著高于单纯消融组的80.0%（36/4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6.305,P<0.05）;两组均未出现严重并发症,总并发症发生率（42.9%比26.7%）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热缩法”通过“瘤体表面盔甲化、内部挛缩化”的双重效应,实现了更安全、直观、高效的治疗目标,单纯消融微创优势显著,术后恢复更快,联合切除术疗效更确切,临床可根据瘤体特征制定个体化方案。

肝细胞癌作为全球高发的恶性肿瘤之一,肝移植是早期病人的根治性治疗首选。然而,因供肝资源有限及等待时间延长等种种阻碍,致使病人面临肿瘤进展的风险,亟需有效的桥接治疗手段以控制病情。钇-90微球放射性栓塞和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是当前肝移植桥接治疗中的主要技术。尽管两者均显示出良好的局部控制效果,但在疗效、安全性及适应证方面仍存在较大差异,且单一治疗手段尚难满足目前复杂的临床需求。本文系统综述了钇-90微球放射性栓塞与TACE的临床应用现状、机制特点及各自优势,深入探讨了两者联合应用的潜力及优化策略,并结合最新的生物标志物与影像组学进展,为肝移植术前的桥接治疗提供科学依据,促进个体化治疗方案的制定,以改善病人预后并提高移植成功率。

目的 探讨炎症指标与复杂性阑尾炎的相关性,构建基于机器学习的预测模型并评估其预测效能,为复杂性阑尾炎的诊疗提供新思路。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4年1月至2025年6月南京市江宁医院肝胆胰外科收治的330例急性阑尾炎病人的临床资料,根据术中所见与病理结果将其分为非复杂性阑尾炎组（151例）和复杂性阑尾炎组（179例）。收集病人的人口学信息和炎症指标等变量,采用Hold-out验证法,将病人按7∶3比例随机分为训练集（230例）和测试集（100例）。训练集中男性116例,女性114例,125例为复杂性阑尾炎;测试集中男性55例,女性45例,54例为复杂性阑尾炎。通过LASSO回归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与复杂性阑尾炎发生有显著关联的变量,逻辑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LR）、决策树（decision tree,DT）、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RF）、极限梯度提升（extreme gradient boosting,XGBoost）、轻量级梯度提升机（light gradient boosting machine,LightGBM）、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s,SVM）、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ANN）7种机器学习预测模型,通过F1分数、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敏感度等指标评估不同模型的预测效能,沙普利可加性模型解释算法（Shapley additive explanations,SHAP）图描述不同指标的重要性并可视化解释模型预测结果。结果 在训练集中经LASSO回归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分析筛选出5个显著变量：系统免疫炎症指数（systemic immune-inflammation index,SII）,C反应蛋白/白蛋白比值（CAR）,中性粒细胞百分比/白蛋白比值（NPAR）,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PLR）和年龄,基于上述变量在测试集构建了7种机器学习预测模型,其中XGBoost模型的预测性能最佳,AUC为0.786（95%CI：0.686~0.876）,特异度为91.11%,准确度为75.52%,F1分数为0.733。SHAP发现CAR水平、年龄以及NPAR水平对预测复杂性阑尾炎贡献较大。结论 基于SII、CAR、NPAR、PLR和年龄构建的预测复杂性阑尾炎发生的7种模型,XGBoost模型表现最佳,可为临床提供一个早期预测和治疗复杂性阑尾炎的有效工具。

目的 对比亚肝段射频消融术（subsegmental radiofrequency ablation,SS-RFA）与常规射频消融术（radiofrequency ablation, RFA）治疗单发早期肝细胞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的疗效。方法 采用前瞻性非随机队列研究的方法选取2022年10月至2024年7月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胆外科收治的单发病灶、最大径<5 cm的肝细胞癌病人34例进行研究,17例病人接受了SS-RFA治疗,余17例病人接受了常规RFA治疗。比较两组病人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术后肝功能指标变化情况、远期复发情况。结果 所有病人均成功接受消融治疗,术后无严重并发症发生,术后两组病人肝功能指标均有相似的一过性波动。SS-RFA组与RFA组比较,消融灶最大径术后15 min[（47.85±7.32） mm比（38.18±5.84） mm,P<0.001]及术后2 d[（54.85±10.20） mm比（42.24±5.29） mm,P<0.001]均更大。术后SS-RFA组1年无复发生存率为94.1%,2年为88.2%,RFA组相应的1、2年无复发生存率分别为82.4%和50.2%,无复发生存率SS-RFA组明显高于RFA组（P=0.011）。结论 SS-RFA治疗单发早期HCC病人安全有效。对比常规RFA可提供更长的无复发生存期。

目的 分析外科救援网登记急腹症病例的病因构成、年龄分布等特征,为急腹症分层救治和区域急重症外科体系建设提供依据。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4年1月至2025年12月外科救援网登记资料。描述参与中心的病例贡献及急重症外科相关病例构成;对急腹症诊断进行标准化归类,比较主要病因、基线特征及不同年龄组的病因构成。连续变量以四分位数[M（Q₁,Q₃）]表示,分类变量以“例（%）”表示。结果 共登记急重症外科相关病例24877例,其中急腹症21 098例（84.8%）。急性阑尾炎相关疾病最常见（13 082例,62.0%）,其次为胆囊胆道急症（2 915例,13.8%）,消化道穿孔（2 170例,10.3%）,肠梗阻及疝相关急症（1 857例,8.8%）,急性胰腺炎（591例,2.8%）,5类疾病合计占97.7%。年龄非缺失的21 070例病人中,急性阑尾炎相关疾病占比随年龄升高而下降;胆囊胆道急症、消化道穿孔、肠梗阻及疝相关急症合计占比由<18岁组的6.1%升至≥80岁组的67.7%。穿孔、肠梗阻及疝相关急症等病因组的麻醉风险负担相对较高。结论 外科救援网登记急腹症呈现“高频病种集中、老年复杂病因和风险负担增加”的双重特征。年轻病人以急性阑尾炎相关疾病为主,高龄病人的穿孔、梗阻和胆囊胆道急症负担明显增加。上述结果可为急腹症分层管理、腹痛中心路径设计及区域急重症外科资源配置提供参考。

目的 评价射频消融术（radiofrequency ablation,RFA）治疗不同部位的初诊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病人预后差异。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22年12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RFA治疗的70例靠近大血管HCC和111例远离大血管HCC病人临床资料,采用倾向评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按1∶1比例进行匹配分组,共入组62对病人（靠近大血管HCC组62例,远离大血管HCC组62例）,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并进行log-rank检验,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无复发生存（recurrence-free survival,RFS）影响因素。评价PSM后两组肝功能。结果 PSM后,两组各62例病人,靠近大血管HCC组术后1、2、3年的RFS率分别为82.2%、69.3%、56.4%,中位随访期为42个月。远离大血管HCC组术后1、2、3年的RFS率分别为90.3%、85.4%、85.4%,中位随访期为60个月。远离大血管HCC组术后RFS率明显优于靠近大血管HCC组（P<0.05）。PSM后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肿瘤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为：肿瘤数量（HR=2.243,95%CI：1.578~3.187,P<0.001）,肿瘤最大径（HR=1.793,95%CI：1.056~3.469,P=0.030）,肿瘤位置（HR=2.458,95%CI：1.015~5.595,P=0.046）,谷丙转氨酶（HR=1.014,95%CI：1.001~1.028,P=0.031）。术后靠近大血管HCC组病人的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水平显著高于远离大血管HCC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 肿瘤位置、多灶性、肿瘤最大径、谷丙转氨酶是HCC病人RFA术后早期复发的高危因素,靠近大血管的HCC病人术后复发率较高。

远程机器人手术已成为微创外科领域一个充满前景的方向,但其在不同距离和延迟条件下跨多个专科的应用仍缺乏充分探索。本研究依托2026年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分会年会平台,纳入21例接受远程机器人手术的病人,采用精锋（EDGE）或图迈（Toumai）国产手术机器人系统,在5G/专线网络环境下完成,手术涵盖肝胆胰外科（10例）、泌尿外科（7例）、胃肠外科（3例）和胸外科（1例）,距离梯度从同城（22 km）至跨洲际（17 000 km）。全部21例手术均顺利完成,无中转开腹或中转本地手术。按网络延迟分层,16例（76.2%）延迟<100 ms,术者反馈操作流畅、无明显延迟感;2例（9.5%）延迟在100~200 ms之间;3例（14.3%）延迟>200 ms,术者存在可感知延迟（0.5~1.0 s）,但所有手术在技术上均仍可完成;5例出现丢帧事件,未影响手术完成。结果表明,国产远程机器人手术系统在多专科及广泛的距离和延迟条件下均表现出可靠的安全性与可行性;延迟≤200 ms可确保最佳手术效果,而延迟>200 ms时,在适当代偿策略配合下,低复杂度手术仍可完成。本研究为远程手术的广泛临床应用提供了实证支持。

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的局部治疗是重要治疗手段,影像学的快速发展使其成为贯穿局部治疗全程管理的核心支撑。本文从治疗前到术后的精准评估,以及远期监测与复发管理、联合治疗时代价值延伸的时间轴逻辑,系统阐述影像学在HCC局部治疗中的应用现状与最新进展。重点分析了CT及MRI等不同影像学技术在各环节的应用价值及适用场景,探讨了影像组学、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在疗效预测、精准引导、复发监测中的变革作用,同时指出当前影像学评估面临的挑战及未来发展方向。

目的 探讨单孔同步法三镜联合（腹腔镜联合十二指肠镜、经口胆道镜）治疗胆囊结石合并细径胆总管结石的安全性与可行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武汉科技大学附属普仁医院2023年9月至2024年12月收治的符合纳入标准的胆囊结石合并细径胆总管结石病人96例,根据接受手术治疗方式不同,将采取单孔三镜联合治疗的病人纳入观察组（35例）,将采取常规腔镜三镜联合治疗的病人纳入对照组（61例）。比较两组病人手术情况,术后并发症情况,术前和术后第3天、第7天肝功能,术前及术后第3天、第7天疼痛程度,术后第7天、1个月生活满意度。结果 两组术中出血量[（18.20±13.08） mL比（20.98±10.68） mL]、手术时间[（106.83±43.09） min比（104.66±30.62） min]、术后并发症发生率[5.7%（2/35）比3.3%（2/61）]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与对照组比,观察组术后肛门排气时间[（26.77±9.27） h比（21.97±9.24） h]、术后肛门排便时间[（55.70±12.60） h比（46.26±15.23） h]、术后住院时间[（6.56±3.05） d比（5.26±2.05） d]均明显减少（均P<0.05）。术后第3天,两组血清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和总胆红素水平均较术前明显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两组间以上肝功能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术后疼痛视觉模拟评分法评分明显降低（P<0.05）。术后第7天、1个月生活满意度观察组较对照组改善更明显（P<0.05）。结论 单孔同步法三镜联合治疗胆囊结石合并细径胆总管结石,可有效减轻病人术后疼痛,加快术后恢复,美容效果好,术后并发症少,是一种安全可行的手术方式。

目的 探讨血小板-白蛋白-胆红素指数（platelet-albumin-bilirubin index,PALBI）对接受微波消融术的早期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病人预后的预测价值,并构建预后预测模型。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23年12月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行微波消融术的149例早期HCC病人的临床及随访资料。采用逆Kaplan-Meier法估算中位随访时间。通过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确定最佳截断值,分析PALBI水平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采用Kaplan-Meier曲线和Cox回归分析生存差异及独立预后因素,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并通过一致性指数（C-index）、ROC曲线、校准曲线及决策曲线分析评估模型效能。结果 149例早期HCC病人的中位随访时间为58个月（95%CI：51~64）。PALBI水平与肿瘤长径、甲胎蛋白、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肝功能Child-Pugh评级、门脉高压、肿瘤数量相关（P<0.05）。Kaplan-Meier曲线显示,低PALBI组与高PALBI组的2、3、5年总生存率分别为94.7%/62.3%、83.0%/41.8%、66.0%/23.6%,无复发生存率分别为91.5%/50.9%、77.7%/29.1%、58.5%/16.4%（P<0.05）。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年龄、肿瘤长径、PALBI为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的独立预后因素;肝硬化、肿瘤长径、PALBI为无复发生存期（recurrence-free survival,RFS）的独立预后因素。基于此构建的列线图模型预测OS的2、3、5年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4、0.80、0.81;预测RFS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3、0.78、0.81。校准曲线显示模型校准良好。结论 PALBI是接受微波消融术的HCC病人预后的独立预测因子,基于PALBI构建的列线图模型能有效预测病人术后生存情况,为该特定人群的个体化预后评估提供了新的循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