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重代谢手术（metabolic bariatric surgery,MBS）是重度肥胖合并代谢疾病的首选、最有效方案,但术后“减重不足（亚优临床反应）与体重反弹”发生率为20%~35%,已成为减重代谢外科核心难题。目前国际两大权威学术组织——国际肥胖与代谢病外科及其他治疗联盟（IFSO）、美国代谢与减重外科学会（ASMBS）对两类结局的术语、量化界定标准存在明显分歧,且在内镜干预、减重药物、修正手术的指征与术式选择上尚未形成统一规范。本文结合2023~2026年IFSO德尔菲共识、ASMBS 2026年最新声明以及国际专家德尔菲研究等循证文献,系统梳理两类不良结局的定义差异;以胃袖状切除术、Roux-en-Y胃旁路术为核心,对比各类修正手术的疗效与安全性;阐述内镜介入在阶梯化治疗中的定位;以及减重药物的适用人群、疗效证据,为临床分层管理提供循证参考。

肥胖带来全球严重公共卫生负担,减重代谢手术作为其有效治疗方式,手术量稳步增长。近些年,随着临床诊疗模式的不断优化、机制研究的不断深入,减重代谢手术越来越成为肥胖管理不可或缺的关键组成部分。然而,其发展仍面临一些问题,如供需失衡、医患认知偏差、数据库建设滞后等。本文通过分析减重代谢外科现状,深入剖析其发展中药物治疗、内镜减重技术、医患认知偏差等问题的冲击,总结发展中管理、数据库建设等方面的不足,为我国减重代谢手术发展、突破瓶颈提供理论依据,进而推动其在体重管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减重代谢外科的临床获益已由体重控制扩展至代谢共病缓解和靶器官保护。肥胖病人常合并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metabolic dysfunction-associated steatotic liver disease,MASLD）及其进展形式,即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炎（metabolic dysfunction-associated steatohepatitis,MASH）,肝纤维化程度则反映持续的代谢炎症负荷和长期肝脏风险。作者团队基于417例胃袖状切除术中肝活检队列的研究显示,基线MASH不影响术后12个月比例性减重,肝纤维化分期则与个体化减重目标达成有关。上述结果提示,应把短期减重疗效与长期肝脏风险分开评价。本文结合国内外指南、代表性临床试验及作者团队研究,梳理MASLD/MASH术前分层、术式和围术期管理、术后随访以及药物与手术的序贯关系,并提出低、中、高肝脏风险临床决策路径,以期为减重代谢外科全程管理提供参考。

单吻合口胃旁路术（one-anastomosis gastric bypass,OAGB）是国际推荐的减重代谢术式之一,具有稳定且持久的减重降糖效果。然而,其减重疗效以营养不良风险为固有代价,临床决策需在二者之间进行权衡。目前,OAGB术后营养不良问题较为突出,其发生率高于其他主流减重术式。本文系统综述OAGB术后营养不良的核心成因,包括胆胰支长度、病人自身状况及术后营养依从性等因素,并总结营养补充、消化道症状治疗与修正手术等治疗进展,旨在为临床平衡减重疗效与营养风险、规范化防治术后营养不良提供参考。

减重代谢手术作为肥胖干预的重要手段,能显著改善肥胖引起的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metabolic dysfunction-associated steatotic liver disease,MASLD）,其核心机制包括术后热量的限制、胃肠道激素的改变及肠-肝轴的改变。虽然各种减重代谢手术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肝脏脂肪的蓄积、炎症和纤维化的进展,但不同术式减重效果及MASLD改善程度仍存在一定差异,且部分病人术后复胖会减弱对MASLD的保护作用。因此,个体化的术式选择及术后体重的长期维持仍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目的 采用风险校正累积和（risk-adjusted cumulative sum,RA-CUSUM）模型分析单术者连续200例三孔腹腔镜胃袖状切除术（three-port laparoscopic sleeve gastrectomy,TPLSG）学习曲线。方法 回顾性收集2018年1月至2020年12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由同一组具有丰富腹腔镜胃袖状切除术经验的减重外科团队连续完成的200例TPLSG病人完整临床资料,以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作为核心指标分别构建传统累积和（cumulative sum,CUSUM）曲线。以Clavien-Dindo分级≥Ⅱ级术后并发症为不良结局构建RA-CUSUM风险校正模型,设定风险偏移系数R_A=2、ARL₀=1 000、ARL₁=30,结合双侧CUSUM曲线拐点将全队列分为初始学习期、熟练期、精通期3组,比较3组基线资料、手术相关指标、术后并发症及住院时间等差异。结果 纳入的200例病人,基于并发症RA-CUSUM曲线识别两个关键拐点分别为：第61例及第114例。初始学习期手术时间显著高于熟练期及精通期[（136.5±22.8） min、（98.3±16.4） min、（76.2±12.1） min,P<0.001]。初始学习期术中出血量高于熟练期及精通期[（68.4±19.7） mL、（37.6±11.3） mL、（21.5±8.6） mL,P<0.001]。高体重指数（≥40 kg/m²）、合并重度睡眠呼吸暂停病人集中于早期病例,该阶段Clavien-Dindo≥Ⅱ级并发症发生率显著更高。熟练期上侧RA-CUSUM回落至控制限内,胃大弯游离、切割吻合操作流程标准化,并发症发生率接近模型预期水平。精通期下侧RA-CUSUM突破下控制限,曲线整体平稳波动小,校正后并发症发生率低于预期,术后住院时间最短。结论 经RA-CUSUM风险校正后,术者完成61例TPLSG后进入熟练期,114例手术后进入精通期。RA-CUSUM可消除肥胖病人基线风险混杂,进而区分TPLSG学习周期。

目的 评估胃转流支架治疗肥胖及代谢性疾病的短期有效性与安全性。方法 回顾性纳入2024年9月至2026年3月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接受胃转流支架置入治疗的40例肥胖病人。全部病人均纳入安全性分析,其中35例完成计划的3个月支架留置周期并纳入主要疗效分析。分析病人术前与术后1~6个月体重变化,并比较术前与术后3个月时人体测量学、糖脂代谢、肝功能、肝脏脂肪变性（以受控衰减参数定量评估）及营养相关指标的变化。采用线性混合效应模型分析重复测量的体重变化。结果 术后各时间点体重均较术前显著下降（P<0.001）,术后3个月、6个月时总体重减少百分比分别为（10.79±3.33）%、（14.51±4.91）%,多余体重减少百分比分别为（52.73±27.72）%和（73.29±36.19）%。术后3个月时,体脂百分比、腰围、臀围、收缩压均显著降低（均P<0.05）,骨骼肌百分比显著升高（P<0.001）。糖代谢指标（糖化血红蛋白、空腹血糖、空腹胰岛素、C肽、稳态模型胰岛素抵抗指数）均显著改善（均P<0.01）;受控衰减参数及转氨酶（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γ-谷氨酰转移酶）均显著下降（均P<0.001）,但肝脏硬度测量值变化无统计学意义。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显著降低（P<0.05）,甘油三酯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无显著变化。血清铁、铁蛋白及血红蛋白水平在术后3个月显著下降（P<0.05）,而维生素B₁₂、叶酸及25-羟基维生素D未见明显改变。安全性方面,40例病人中17例（42.5%）报告不良反应,以轻度恶心、呕吐、腹痛为主,5例（12.5%）因上消化道出血、剧烈腹痛或低钙性抽搐等严重不良反应提前取出支架,未发生肝脓肿、穿孔等严重不良反应。结论 胃转流支架在3个月留置期内可有效减轻肥胖病人体重,改善糖代谢、肝脏脂肪变性及部分血脂指标,但总体安全性值得进一步关注。同时需注意加强对铁代谢指标的监测。其远期疗效与安全性尚需更大样本、更长期的随访研究予以验证。

目的 分析中间入路原位切除胃底体部的单孔腹腔镜胃袖状切除术的临床疗效。方法 回顾分析2024年2月至2025年6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收治的行腹腔镜胃袖状切除术的50例病人临床资料。根据病人的主观意愿及所接受的手术方式分为两组：对照组40例,采用传统多孔外侧入路手术方式治疗;研究组10例,采用中间入路单孔腹腔镜手术治疗。观察指标包括：性别,年龄,术前身高、体重、体重指数,手术持续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1、3、6、12个月体重指数、多余体重减轻百分比（percentage of excess weight loss,%EWL）变化情况以及胃食管反流病问卷（GERD-Q）评分等。结果 两组均未发生胃漏、腹腔出血等严重并发症。研究组手术时间长于对照组（中位数：179.5 min比120.0 min,Z=-3.983,P<0.001）;两组在年龄、术中出血量、术后体重下降幅度（体重指数、%EWL）及胃食管反流情况（GERD-Q评分）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 中间入路单孔腹腔镜胃袖状切除术虽中位手术时间略长,但显示出良好的安全性与有效性;但本研究为小样本回顾性分析,结论尚属初步探索性,需经大样本、前瞻性研究进一步验证。

目的 探讨控制营养状态（controlling nutritional status,CONUT）评分与梗阻性左半结肠癌术后并发症及预后的关系。方法 回顾性分析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普外科2017年1月至2021年1月,经影像学和病理学检查确诊为梗阻性左半结肠癌的113例病人资料,将病人按CONUT评分,分为高CONUT组（CONUT评分≥2分,66例）和低CONUT组（CONUT评分<2分,47例）,比较两组病人临床病理特征、术后并发症及预后情况。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纳入logistic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生存分析使用Kaplan-Meier曲线。结果 两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高CONUT组[39.4%（26/66）]比低CONUT组[21.3%（10/47）]更高（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高CONUT评分（OR=3.667,95%CI：1.397~9.625,P=0.008）和急诊手术（OR=2.653,95%CI：1.101~6.392,P=0.030）是术后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预后生存方面,高CONUT组与低CONUT组相比,总生存率（74.1%比90.6%）和无进展生存率（64.6%比83.0%）更低。结论 高CONUT评分与梗阻性左半结肠癌术后并发症及预后生存相关,高CONUT评分病人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更高,预后生存更差。

目的 探讨儿童原发性肠套叠病例特征以及超声引导下水灌肠复位后复发因素分析。方法 回顾性纳入2020年1月至2024年1月绵阳市妇幼保健院小儿外科收治的713例原发性肠套叠患儿进行研究,统计分析患儿临床特征。另将524例接受超声引导下水灌肠复位治疗的患儿,根据预后复发情况分为复发组（62例）与未复发组（462例）,采用单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超声引导下水灌肠复位后复发的危险因素。结果 713例原发性肠套叠患儿中,男性多于女性,男女比例约为1.35∶1,发病年龄段集中于1~<3岁;临床症状表现以腹痛/阵发性哭闹、呕吐居多,分别占比为91.44%（652/713）、75.88%（541/713）;治疗方案以超声引导下水灌肠复位为主,占73.49%（524/713）;“同心圆”直径、“套筒征”长度与肠套叠患儿发病至入院时间无明显相关性,“同心圆”直径、“套筒征”长度与套叠类型呈负相关（r分别为-0.467、-0.483,均P<0.001）;套叠类型以回结型居多,占54.28%（387/713）。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影响超声引导下水灌肠复位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为：合并血便（OR=2.079,95%CI：1.256~3.441）,体重较高（OR=1.990,95%CI：1.265~3.129）,超声征象“同心圆”直径较长（OR=2.143,95%CI：1.392~3.298）,超声征象“套筒征”长度较长（OR=2.123,95%CI：1.440~3.130）,均P<0.05。结论 绵阳市原发性肠套叠患儿发病年龄段集中在1~<3岁,临床表现以腹痛/阵发性哭闹以及呕吐居多,治疗方案以超声引导下水灌肠复位为主;且合并血便、体重较高、超声征象“同心圆”直径以及“套筒征”长度较长均为影响超声引导下水灌肠复位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 探讨在女性病人腹腔镜经腹腹膜前疝修补术中,应用L型腹膜切开法保留子宫圆韧带的可行性及临床效果。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2年1月至2025年10月武汉市第一医院收治的54例女性腹股沟疝病人临床资料,按术中采用L型腹膜切开法或T型腹膜切开法分别纳入L型腹膜切开法组（28例）和T型腹膜切开法组（26例）。比较两组一般资料、围术期指标、术后并发症及随访结局。结果 54例病人均顺利完成手术,无中转开腹。L型腹膜切开法组手术时间[（39.8±2.3） min]短于T型腹膜切开法组[（45.7±3.0） min],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8.084,P<0.001）;腹膜关闭时间L型腹膜切开法组[5.0（4.8,6.0） min]亦短于T型腹膜切开法组[8.0（8.0,9.0） min],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5.250,P<0.001）;两组术中出血量和术后住院时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术后并发症以血清肿和大阴唇水肿为主,L型腹膜切开法组血清肿2例（7.1%）,T型腹膜切开法组血清肿4例（15.4%）;L型腹膜切开法组无大阴唇水肿,T型腹膜切开法组大阴唇水肿1例（3.8%）,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全部病人完成随访,两组随访月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均未见切口感染、慢性疼痛及复发。结论 两种手术方式在经腹腹膜前疝修补术中保留子宫圆韧带均安全、可行,相较T型腹膜切开法,L型腹膜切开法可缩短手术时间及腹膜关闭时间,给病人带来的获益更高。

目的 探讨术前炎症营养指标与肿瘤标志物对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neoadjuvant chemoradiotherapy,nCRT）疗效的预测价值,构建并验证列线图模型。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3年1月至2025年6月沧州市中心医院收治的296例接受nCRT后行根治性手术的直肠癌病人临床资料。收集术前炎症营养指标、肿瘤标志物及临床病理特征,根据术后病理肿瘤消退分级（tumor regression grade,TRG）评估疗效,TRG 0~1级为有效组（151例）,TRG 2~3级为无效组（145例）。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独立预测因素,构建列线图模型,评估模型预测效能及临床应用价值。采用随机数字表法按7∶3比例将病人分为训练集（207例）和验证集（89例）进行内部验证。结果 单因素分析显示,有效组与无效组间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全身炎症反应指数、预后营养指数、癌胚抗原、临床N分期及肿瘤最大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上述6项指标均为nCRT疗效的独立预测因素：NLR（OR=0.542,95%CI：0.368~0.798,P=0.002）,全身炎症反应指数（OR=0.485,95%CI：0.312~0.754,P=0.001）,预后营养指数（OR=2.145,95%CI：1.423~3.234,P<0.001）,癌胚抗原（OR=0.612,95%CI：0.432~0.867,P=0.006）,临床N分期（OR=0.598,95%CI：0.423~0.846,P=0.004）,肿瘤最大径（OR=0.723,95%CI：0.536~0.976,P=0.034）。在模型构建前,将训练集与验证集关键基线特征进行均衡性检验,结果表明均衡有效。基于上述指标构建的列线图模型在训练集和验证集中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42和0.825,校准度良好。根据模型评分将病人分为低危、中危、高危三组,训练集中三组nCRT有效率分别为73.91%（51/69）、52.94%（36/68）和34.29%（24/70）,验证集中趋势一致。结论 基于术前炎症营养指标与肿瘤标志物构建的列线图模型能有效预测直肠癌nCRT疗效,为个体化治疗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胆道恶性肿瘤（biliary tract cancer, BTC）是一种预后较差的恶性肿瘤,多数病人确诊时已丧失手术机会。近年来,免疫治疗为BTC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方向。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s）是BTC治疗中研究最为深入的领域,其中程序性死亡受体1/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抑制剂单药作为后线治疗在晚期病人中显示出一定但有限的疗效。BTC治疗的关键进展在于联合治疗策略：全球Ⅲ期临床试验TOPAZ-1和KEYNOTE-966确立了ICIs（度伐利尤单抗或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吉西他滨+顺铂化疗作为晚期BTC一线治疗的新标准,显著延长了病人的总生存期。此外,ICIs与靶向药物（如仑伐替尼）的联合、以及双免疫检查点阻断等方案也显示出初步前景。其他免疫疗法,如肿瘤疫苗、细胞过继免疫治疗等,已在早期探索中取得一些积极结果,但大多仍处于临床研究阶段,其有效性和安全性有待大规模随机对照试验进一步证实。未来,免疫治疗与化疗、靶向治疗及不同免疫疗法的优化组合,以及生物标志物指导下的精准应用,是改善BTC病人预后的重要研究方向。

胆管癌,尤其是肝门部胆管癌,手术复杂,对专家资源依赖性强。5G远程机器人手术凭借低延时、高可靠的网络连接,使远端专家能够实施或指导精细操作,有望缓解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本文系统阐述了该技术的系统架构[主控端、网络传输层（5G网络）、从控端]、在胆管癌术前规划与远程操作中的具体应用及优势,并重点分析了当前面临的核心挑战,包括网络传输稳定性、力反馈情况、安全应急机制及法律法规等非技术壁垒。在此基础上,文章指出,融合人工智能、触觉互联网及专用化机器人将是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现阶段该技术仍处于探索期,若要迈向常规临床应用,还需在技术可靠性、临床安全性及综合生态建设上取得进一步突破。

十二指肠穿透性溃疡致肝脏粘连形成假性占位伴上消化道大出血,是临床极为罕见的外科急腹症。近年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收治1例75岁男性病人,该病人因“突发呕血1 h”急诊入院,既往慢性肾功能不全、高血压、胃十二指肠溃疡、鼻咽癌放化疗史,有左肾切除、胆囊切除、左侧嵌顿性股疝手术史,胃镜提示幽门-十二指肠占位伴活动性出血,影像学未见典型穿孔气腹征象,术前高度怀疑恶性病变。因保守止血不佳且血红蛋白进行性下降,遂行腹腔镜探查术。术中证实为十二指肠穿透性溃疡与肝脏形成致密粘连,结合胃镜活检及术后病理,最终确诊为良性假性占位,排除恶性肿瘤。围术期辅以加速术后康复措施进行综合干预,病人术后恢复平稳并顺利出院。

胰腺内副脾（intrapancreatic accessory spleen,IPAS）是一种较为罕见的先天性解剖变异,因其在常规影像学检查中表现出典型的“富血供”特征,极易与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混淆,常导致误诊及不必要的胰腺切除。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孝感医院曾收治1例56岁男性病人,因体检发现胰尾部占位入院。术前增强CT及MRI均显示病灶在动脉期明显强化,临床高度怀疑神经内分泌肿瘤。病人最终接受了保留脾脏的腹腔镜远端胰腺切除术,术后病理及免疫组织化学检查证实为IPAS。结合文献复习指出,IPAS与神经内分泌肿瘤的鉴别极具挑战性。临床应采用多模态影像策略,关注病灶与脾脏强化及信号的一致性,必要时结合核医学检查或内镜超声引导下细针穿刺活检。术前精准鉴别对保留病人胰腺功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