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应用改变了胆道恶性肿瘤（biliary tract cancer,BTC）的治疗格局,但耐药问题仍然不可避免。原发性与获得性耐药制约了其总体疗效,并限制BTC病人进一步扩大临床获益。破解免疫治疗耐药的机制成为了目前亟需解决的难题。本文系统梳理了BTC免疫耐药的多层次成因并探讨了其应对策略,提出了整合性的未来研究方向,为开发精准、高效的联合治疗方案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思路。

胆道恶性肿瘤（biliary tract cancer,BTC）涵盖肝内胆管癌、肝外胆管癌与胆囊癌,是一类异质性显著、侵袭性强且预后较差的恶性肿瘤。近年来,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为代表的免疫治疗已为多种实体瘤的治疗带来变革,但在胆道肿瘤中,其疗效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总体应答率仍不理想。这种疗效的差异普遍认为与BTC免疫微环境的高度复杂性和多样性有关。BTC免疫微环境是一个动态且相互作用的系统,由肿瘤细胞、多种免疫细胞、基质细胞、血管网络以及各类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共同构成。该系统的组成与功能受到肿瘤解剖起源、分子遗传亚型、潜在病因、宿主免疫状态及既往治疗经历等多层次因素的深刻影响,从而在瘤内和瘤间均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本文系统回顾了当前关于BTC免疫微环境异质性的研究进展,从细胞组成、空间构型、分子特征及功能状态等多个维度剖析其具体表现;阐述此类异质性如何影响疾病进展、临床预后以及对免疫治疗的反应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将基础研究发现转化为可行的临床策略,以期为提升BTC免疫治疗的效果提供理论依据与转化路径。

胆道恶性肿瘤（biliary tract cancer,BTC）发病隐匿,侵袭性强,确诊时多数病人已处于晚期,丧失根治性手术机会。BTC特有的生物学特性是靶向、免疫治疗（简称靶免治疗）疗效差的重要原因,努力提高BTC的早诊早治率和R0切除率是当前突破靶免治疗困境的关键。随着对肿瘤生物学特性和耐药机制研究的不断深入,未来将充分发挥靶向、免疫、化疗的协同效应,探索出具有获益人群更精准、疗效更高、不良反应更低的联合方案,进一步改善BTC病人的长期生存率。

胆道恶性肿瘤（biliary tract cancer,BTC）因其侵袭性强、手术切除率低、复发率高、预后差的特点,成为临床治疗的难题。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已成为晚期肿瘤或初始不可切除的BTC病人综合治疗的基石。近年来,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s）为代表的免疫治疗在晚期BTC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在围手术期治疗（新辅助治疗、辅助治疗）以及转化治疗中的应用正逐步成为研究的重点。本文系统地从BTC围手术期治疗的困境、免疫治疗的作用机制、新辅助免疫治疗、辅助免疫治疗、转化治疗中的免疫策略、疗效预测生物标志物以及未来展望等多个方面进行综述,提出新辅助免疫治疗联合化疗可能提高初始可切除病人的完全缓解率、降低复发风险,但需进一步高级别临床研究证实,转化治疗中“三联四药”方案可为初始不可切除病人创造手术机会,显著改善生存预后。随着Ⅲ期临床试验数据的公布、新型生物标志物的发现及联合治疗策略的优化,围手术期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将进一步改善BTC病人的长期生存。

胆管癌是起源于胆管上皮细胞的高度侵袭性恶性肿瘤,临床症状隐匿,治疗效果欠佳。胆管癌对治疗的低反应性与其独特的肿瘤免疫微环境密切相关。在胆管癌的免疫微环境中,多种肿瘤相关细胞合成各类因子,并通过复杂的相互作用共同介导免疫逃逸,促进胆管癌的发展侵袭。免疫治疗已成为肿瘤治疗的重要手段,但在胆管癌中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单药疗效欠佳,其与化疗、靶向治疗的联合方案呈现出更好的收益。同时,嵌合抗原受体（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CAR）-T细胞疗法和肿瘤疫苗等新兴疗法初显潜力。由于胆管癌复杂的免疫微环境,未来需聚焦肿瘤免疫微环境,推动新靶点的开发并实现对病人的个性化治疗,从而改善病人的预后。本文综述了胆管癌免疫微环境的特征、与免疫治疗的关系及前沿的治疗策略。

近年来,随着药物治疗的持续进步和综合治疗策略的不断优化,原发性肝癌总体治疗效果显著改善。在此背景下,如何在全流程管理中科学、合理地定位外科手术,并最大化外科手术对生存获益的贡献,成为临床关注的焦点。多发病灶、肝静脉/门静脉/胆管癌栓、肿瘤标志物显著升高、循环肿瘤标志物（如循环肿瘤细胞或循环肿瘤DNA）阳性,或肿瘤紧邻需保留的关键肝脏结构等不良肿瘤学特征,往往提示病人具有较高的复发风险和较差的生物学行为。对于存在上述特征但在技术上可切除或经转化治疗后具备可切除条件的原发性肝癌,其是否一定能够从积极的早期手术切除（或成功转化后积极的手术）中获得更佳的生存优势,是当前临床实践中广泛讨论且仍存较大争议的问题。本文结合笔者既往临床经验,对如何开展科学的临床思维并做出个体化的最佳外科决策做一浅析,尝试探讨相关争议背后的肿瘤学逻辑与外科决策权衡,并提出一套可用于不同临床情境的决策思维框架,以期为实现个体化、精准的外科治疗选择提供参考。

目的 探究大学生急性阑尾炎病人行日间腹腔镜阑尾切除术的可行性,并构建其达成概率的列线图预测模型。方法 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设计,纳入2023年12月至2024年12月收治的82例大学生急性阑尾炎病人。所有病人均接受腹腔镜阑尾切除术及中西医结合加速术后康复管理,按日间模式达成情况分组。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筛选独立预测因子,构建列线图模型并实施三重验证（区分度-校准度-临床效用）。结果 82例病人中46例（56.0%）达成日间手术模式,住院时间（41.37±6.33） h,术后30 d复查无严重并发症。达成该模式的独立影响因素为：C反应蛋白≤13.9 mg/L（OR=1.100,95%CI：1.005~1.204,P<0.05）,腹痛时间≤22 h（OR=1.160,95%CI：1.022~1.316,P<0.05）,阑尾直径≤10 mm（OR=13.683,95%CI：1.671~112.073,P<0.05）,未置引流管（OR=6.058,95%CI：1.066~34.428,P<0.05）,术后疼痛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分≤2.5分（OR=10.493,95%CI：2.696~40.835,P<0.05）;基于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的上述5项独立预测因子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该模型的曲线下面积为0.905（95%CI：0.845~0.966）,校准曲线显示高度一致性,决策曲线证实显著临床净获益。结论 大学生群体接受日间腹腔镜阑尾切除术模式是安全可行的,创建的列线图模型具有较好的预测能力,可协助早期识别符合条件的病人,及时采取干预措施提高该模式的达成率。

目的 探讨林奇综合征（Lynch syndrome,LS）家系中恶性肿瘤病人的临床病理特征。方法 回顾性分析LS一个家系恶性肿瘤发病情况（共14例,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结直肠肿瘤中心收治6例,余病例就诊医院各不相同）。通过采集病人家系信息,记录病人并整理了该家族四代人恶性肿瘤分布图谱。生存时间等连续变量不符合正态性分布,采用M（Q₁,Q₃）进行描述。结果 该家系14例恶性肿瘤病人（男女比1∶1）呈现：发病年龄代际递减幅度达45.3年（二代69.0岁→三代23.7岁）。结直肠癌占主导（8/14）,多原发癌比例异常升高（5/14）。在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治疗的6例病人中5例病人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high,MSI-H）表型强烈支持DNA错配修复（mismatch repair,MMR）基因胚系突变,结合子宫内膜癌（2例）及脑胶质瘤等LS相关肿瘤谱,符合Amsterdam Ⅱ标准并超越Bethesda指南的分子验证阈值。本组结直肠癌生存期显著优于肠外肿瘤[102.0（36.3,141.0）个月比12.0（9.8,13.5）个月,P<0.001],且肠外肿瘤致死率较高（6例死亡病人中有4例）,这提示MMR缺陷肿瘤的异质性进展风险。结论 此家系病人呈现明显多原发癌高发、特定肿瘤谱及年轻化趋势。随着传代,发病年龄逐渐下降,多原发癌比例较高,预后相对较好,具有MSI-H的特点。结直肠癌病人预后显著优于肠外肿瘤,这可能与代际健康意识提升、定期筛查随访和早诊早治有关,多原发癌发病率高提示家族成员需加强动态管理。

目的 分析基于Clavien-Dindo分级的腹腔镜胆总管探查术（laparoscopic common bile duct exploration,LCBDE）术后并发症的相关因素,构建对应的预测模型并验证其效能。方法 采用前瞻性研究,选取2023年1月至2025年5月于太仓市第一人民医院行LCBDE的病人285例,以2∶1随机分为训练集、验证集,分别190例、95例。随访统计病人术后并发症Clavien-Dindo分级,将训练集病人中发生Clavien-Dindo分级≥Ⅱ级并发症者分为并发症≥Ⅱ级组,无并发症及Clavien-Dindo分级Ⅰ级并发症者分为并发症0~Ⅰ级组。比较两组一般资料,经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Clavien-Dindo分级≥Ⅱ级并发症的影响因素,建立对应的预测模型,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校正曲线验证其效能及区分度。结果 并发症≥Ⅱ级组26例,并发症0~Ⅰ级组164例,并发症≥Ⅱ级组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SA）分级≥Ⅲ级构成比、合并中/重度急性胆管炎构成比、查尔森合并症指数（Charlson comorbidity index,CCI）、术中出血量均高于并发症0~Ⅰ级组（均P<0.05）,白蛋白水平低于并发症0~Ⅰ级组（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显示,以下因素是LCBDE术后发生Clavien-Dindo分级≥Ⅱ级并发症的危险因素：ASA分级≥Ⅲ级（OR=3.550,95%CI：1.271~9.915）,CCI评分（OR=2.617,95%CI：1.151~5.949）,合并中/重度急性胆管炎（OR=2.171,95%CI：1.296~3.635）,术中出血量（OR=2.872,95%CI：1.322~6.241）,均P<0.05;白蛋白（OR=0.426,95%CI：0.200~0.904）是保护因素（P<0.05）;建立logistic回归方程：Logit函数=-12.874-0.854X₁（白蛋白）+1.267X₂（ASA分级≥Ⅲ级）+0.962X₃（CCI评分）+0.775X₄（合并中/重度急性胆管炎）+ 1.055X₅（术中出血量）。ROC曲线显示,该模型预测训练集术后发生Clavien-Dindo分级≥Ⅱ级并发症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929,敏感度为84.62%,特异度为98.17%,预测验证集术后发生Clavien-Dindo分级≥Ⅱ级并发症的AUC为0.920,敏感度为92.31%,特异度为81.71%。Hosmer-Lemeshow检验显示,该预测模型预测训练集、验证集病人术后发生Clavien-Dindo分级≥Ⅱ级并发症的概率与实际概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训练集：χ²=6.036,P=0.702;验证集：χ²=7.254,P=0.512）。结论 ASA分级≥Ⅲ级、CCI评分、合并中/重度急性胆管炎、术中出血量是LCBDE术后发生Clavien-Dindo分级≥Ⅱ级并发症的危险因素,白蛋白是保护因素,对应的预测模型经验证具有良好的预测效能。

目的 分析结肠癌中铜死亡相关基因（cuproptosis-related genes,CRGs）的表达特征、预后价值及免疫相关性。方法 基于生物信息学分析结肠癌与正常组织中CRGs的差异表达及功能富集。通过采用LASSO回归和Cox回归构建风险评分模型,评估其预后效能。结合TIMER数据库分析CRGs与免疫浸润及检查点的关系,并通过定量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qRT-PCR）验证关键基因表达。结果 本研究以42个经文献及数据库筛选确定的CRGs为分析起点,通过分析结肠癌转录组数据,35个CRGs呈现显著差异表达（P<0.05）,其中CDKN2A突变频率最高（17%）。基于LASSO回归分析进一步筛选出独立危险因素为：DAXX（HR=1.523,95%CI：1.075~2.158,P<0.05）,PRNP（HR=1.523,95%CI：1.075~2.158,P<0.05）,COX19（HR=1.523,95%CI：1.075~2.158,P<0.05）,CDKN2A（HR=1.523,95%CI：1.075~2.158,P<0.05）,DLAT（HR=1.523,95%CI：1.075~2.158,P<0.05）。利用上述基因表达构建CRGs预后风险评分模型,根据中位风险评分将病人分为高风险组和低风险组,高风险组生存期显著缩短;该预后模型预测效能良好（AUC>0.7）,且与免疫细胞浸润及检查点基因显著相关。qRT-PCR证实DAXX、COX19、CDKN2A表达上调,PRNP、DLAT表达下调。结论 CRGs风险模型可有效预测结肠癌预后,其与免疫微环境的关联为免疫治疗提供了潜在靶点,为个体化治疗提供了理论依据。

先天性巨结肠（Hirschsprung's disease,HD）是一种发病率较高的消化道畸形,因严重的便秘、腹痛等临床表现及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等并发症,患儿及其家属饱受苦恼。现阶段的治疗推荐早期手术,所以该疾病的早诊早治以及病变肠段的辨别显得尤为重要。得益于人工智能以及影像领域的迅猛发展,HD的诊断领域涌现出众多新型诊断方法,并且取得了良好的诊断效果。此文系统回顾了机器学习在HD诊断中多种数据模态（如直肠活检、体液生物标志物等）的应用,并探讨了其在术中识别无神经节肠段的作用,旨在为未来的临床实践与研究提供参考。

肠梗阻术后感染多为肠杆菌科细菌所致,主要包括手术切口感染和腹腔内感染,严重时可发展为脓毒症或感染性休克。2025年6月1日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收治1例53岁女性病人,由罕见的“侧腹膜裂孔疝”引起的肠梗阻,手术后继发由嗜水气单胞菌与豚鼠气单胞菌引起的广泛性坏死性筋膜炎。术后当晚出现感染性休克,感染由切口沿筋膜层扩散上至乳头、下至会阴、后至背部,范围广,病情危重。药敏结果显示其对三代头孢菌素及喹诺酮类药物敏感,对碳青霉烯类药物却耐药。经敏感抗生素（头孢他啶）联合外科清创、切口放置多根双套管持续冲洗、负压引流,联合营养支持治疗后病情好转。

梅州市人民医院2024年6月收治1例恶性心包积液病人[男性,77岁,曾因早期胃癌（中分化腺癌,pT_1bN₀M₀ ⅠA期）于2020年8月行腹腔镜辅助下全胃根治性切除术],本文对其临床资料及诊治方案进行了总结。该病人此次因“反复气促1月余,加重3 d”就诊,急诊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及胸部CT提示大量心包积液。入院后急诊超声引导下心包穿刺术,共引流出615 mL血性心包积液,细胞学检查可见癌细胞。术后行FOLFOX方案（亚叶酸钙+5-氟尿嘧啶+奥沙利铂）化疗两次后病人自行放弃治疗,于发现心包积液3个月后死亡。早期胃癌根治术后出现恶性心包积液较罕见,预后极差,对于中至大量心包积液病人行心包穿刺术可减轻呼吸困难等症状,避免发展为心包填塞,而全身化疗有助于改善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