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加速术后康复（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ERAS）已应用于肝切除术,但在右肝巨大肿瘤切除术中应用较少。此文对1例右肝巨大肿瘤（大小为27.0 cm×20.0 cm×15.0 cm）切除术病人（17岁,女性）,采用一系列围手术期优化处理措施,减少了病人术后并发症,加速了病人康复进程,病人于术后第7天出院。通过此例病人围手术期中的ERAS实践,显示出ERAS管理路径在右肝巨大肿瘤切除术围手术期中安全可行,值得进一步探索和优化。

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是一种常见的消化系统肿瘤,手术切除是其主要治疗手段。然而,HCC病人术后存在很高的复发率,尤其是早期复发（2年内）。因此,阐明HCC术后早期复发的信号通路将有助于早期制定有效的干预措施,从而预防或延缓HCC早期复发,延长病人的生存期。此文就HCC术后早期复发的主要信号通路进行综述,为提高对HCC早期复发的认识和制定更精确的预防和干预策略奠定基础。

目的 开发并验证一种基于新型血小板指数评分（platelet index score, PIS）的列线图模型预测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病人的预后。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22年6月间于郑州大学人民医院肝胆胰腺外科行手术切除治疗的692例HCC病人的病历资料。收集入组病人的术前检验、临床病理特征和手术相关资料。按照标准方案于病人术后开始随访,以无复发生存时间（recurrence-free survival, RFS）作为主要研究结局,观察HCC切除术后复发情况。其中训练队列485例,验证队列207例。应用Kaplan-Meier曲线在训练队列中分析血小板参数,建立血小板指数评分。在训练队列中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HCC病人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并构建列线图模型。绘制训练队列和验证队列受试者操作特征（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ROC）曲线评估列线图模型预测效能。绘制训练队列和验证队列校准曲线评估列线图模型预测RFS与实际值的一致性。结果 通过绘制Kaplan-Meier曲线发现：较低的血小板计数（≤157.5×10⁹/L,P=0.001）、较高的平均血小板体积（≥11.35 fL,P<0.001）、较高的血小板分布宽度（≥13.85 fL,P<0.001）与较短的RFS相关。将以上3种血小板指标整合为PIS的新型评分系统中,绘制Kaplan-Meier曲线展示出其有良好的预测性能,并根据PIS得分分为高风险组和低风险组,低风险组1、2、3年的无复发生存率分别为13.32%（51/383）,28.20%（108/383）,38.90%（149/383）,高风险组1、2、3年的无复发生存率分别为23.53%（24/102）,49.02%（50/102）,67.65%（69/102）。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JCC）分期（HR=2.921,95%CI：1.83~4.67,P<0.001）、微血管浸润（HR=1.906,95%CI：1.28~2.83,P=0.001）、门静脉癌栓（HR=1.408,95%CI：1.03~1.92,P=0.031）、肿瘤卫星灶（HR=1.388,95%CI：1.03~1.88,P=0.033）、Ki-67表达（HR=1.997,95%CI：1.45~2.75,P<0.001）、甲胎蛋白（HR=1.723,95%CI：1.29~2.30,P<0.001）和PIS分组（HR=1.442,95%CI：1.08~1.92,P=0.013）均是影响HCC切除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根据独立危险因素绘制列线图,1、2、3年的列线图模型在训练队列中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 AUC）分别为0.826（95%CI：0.773~0.876）、0.850（95%CI：0.800~0.876）、0.909（95%CI：0.882~0.934）,在验证队列中AUC分别为0.826（95%CI：0.752~0.890）、0.807（95%CI：0.741~0.863）、0.804（95%CI：0.737~0.862）。列线图评分总分越高,提示模型预测病人PFS效能越好。校准曲线结果显示,列线图模型预测HCC切除术后病人的1、2、3年RFS与实际值的一致性在训练队列和验证队列中均较好。结论 结合了基于多种血小板指标的PIS的列线图模型可良好预测病人术后1、2、3年的复发状态,为HCC病人术后提供更好的风险分层。

目的 探讨胃癌根治术后Petersen疝病例的临床特征、治疗及预后情况,以提高临床医师对该病的认识。方法 对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和浠水县人民医院2018年1月至2023年10月诊治的6例胃癌根治术后Petersen疝、2013年1月至2023年6月间国内文献报道的75例胃癌根治术后Petersen疝病例进行汇总分析。结果 81例病人中男性77例,女性4例;年龄35~90岁,中位年龄56岁;其中行全胃切除术32例,行远端胃切除术46例,行近端胃切除术3例。发生Petersen疝距既往胃手术时间间隔为7 d~30年,中位间隔时间10个月。其中伴有腹部疼痛79例,腹胀66例,恶心、呕吐43例,肛门停止排气排便31例。术前腹部CT检查中79例病人出现肠梗阻表现,2例未合并肠梗阻。二次手术时行机器人手术者2例,腹腔镜手术19例,开放手术60例。56例未行肠切除手术,25例切除小肠后行内疝复位。81例中1例病人出现围手术期死亡,其余病人均顺利出院,术后住院时间为5~21 d。结论 Petersen疝是胃癌根治术后一种较为罕见的并发症,对于胃癌根治术后出现肠梗阻的病人应当警惕腹内疝的发生,CT明确后应积极手术探查。

目的 观察超声引导下经皮经肝胆囊穿刺引流术（percutaneous transhepatic gallbladder drainage,PTGBD）联合腹腔镜胆囊切除术（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LC）治疗中度急性胆囊炎的疗效观察。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1年3月至2023年12月青岛市市立医院收治的中度急性胆囊炎病人临床资料,按照治疗方案的不同分为LC组（行LC治疗）和PTGBD+LC组（PTGBD后行LC治疗）,应用倾向性匹配评分法（卡钳值0.01,1∶1匹配）,每组各纳入65例。比较两组病人的手术相关指标,手术并发症发生率,治疗前后肝功能指标（碱性磷酸酶、间接胆红素、直接胆红素）,血清炎性因子水平（肿瘤坏死因子-α、C反应蛋白、白细胞介素-6）,30 d死亡率以及术后10个月随访情况。结果 PTGBD+LC组与LC组比较,术中出血量[（31.13±7.95） mL比（44.86±9.63） mL]、手术时间[（62.47±11.13） min比（81.32±10.52） min]、术中放置引流率[80.00%（52/65）比98.46%（64/65）]、LC中转开腹率[0比9.23%（6/65）]均显著降低（均P<0.05）;PTGBD+LC组手术并发症发生率低于LC组[4.62%（3/65）比15.38%（10/65）,P<0.05]。与术前比较,术后72 h两组病人碱性磷酸酶、间接胆红素、直接胆红素、C反应蛋白、白细胞介素-6均下降（均P<0.05）,且术后72 h PTGBD+LC组上述肝功能指标及血清炎性因子低于LC组（均P<0.05）。两组30 d死亡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随访期间两组病人均未见胆囊炎复发,健康调查量表36（SF-36）评分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PTGBD联合LC可减少术中出血量、缩短手术时间,促使急性胆囊炎病人术后恢复、迅速缓解炎症状态,改善其肝功能,手术相关并发症少,治疗效果较好,具有重要临床应用价值。

胰腺癌是一种高度恶性的消化系统肿瘤,超过80%的病人确诊时已处于晚期,且多数会发展为癌症恶病质,表现为不可控的体重减轻、肌肉消耗和全身炎症反应。目前尚无有效的癌症恶病质治疗方法。为了深入理解胰腺癌恶病质的病理生理过程及其发病机制,此文综合了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系统阐述胰腺癌与恶病质之间的关系。

腹腔镜胃袖状切除术是目前最常见的减重手术方式,然而其术后胃胸腔内移位（intrathoracic sleeve migration,ITSM）导致胃食管反流病是最主要的远期并发症。此文讨论了腹腔镜胃袖状切除术后ITSM发病率及可能机制、临床表现与诊断、预防及治疗。在初次胃袖状切除手术中,采取可行的预防措施对于预防ITSM至关重要,措施包括避免膈食管韧带损伤、左侧膈肌脚与上部胃固定;对于术前有反流症状,胃镜检查有B或C级食管炎,Hill分级Ⅲ级或Ⅳ级者应考虑同时行食管裂孔探查、修补及妥善固定。ITSM治疗的根本措施是使末端食管自纵隔回归腹腔。完善的食管裂孔修补及胃食管周围妥善固定,是保证疗效、防止ITSM复发的重要措施;加做胃回肠吻合可以进一步加强ITSM治疗效果,并同时改善便秘及复胖问题。

肝母细胞瘤（hepatoblastoma,HB）被发现时瘤体通常很大,儿童组织脆嫩,需要更加精细地解剖,手术难度大。近年来,人工智能（AI）在HB手术的术前规划及术中导航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此文对HB手术的智能规划及手术导航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综述和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1）智能手术规划：医学影像三维重建与虚拟仿真、AI驱动的切除路径优化。（2）手术规划：增强现实导航、术中多模态实时导航融合及机器人手术智能导航。（3）特殊部位HB的智能手术规划及导航：重点探讨位于第二肝门及肝尾状叶HB的处理。

目的 探讨儿童腹腔镜阑尾切除术后并发肝脓肿的临床特点、诊断方法和治疗要点。方法 报道1例6岁11个月男性腹腔镜阑尾切除术后并发肝脓肿罕见病例,患儿因“急性阑尾炎行腹腔镜阑尾切除术后26 d、发热4 d”于2024年8月6日收入西安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入院时白细胞计数15.07×10⁹/L,彩色多普勒超声及CT检查考虑肝右叶脓肿。通过检索PubMed、Medline、Springer Link、The Cochrane Library及万方、中国知网等数据库,检索关键词为“急性阑尾炎”“阑尾切除术”“肝脓肿”“儿童”“acute appendicitis”“appendectomy”“liver/hepatic abscess”“children”,检索该病相关报道截止日期为2024年12月,对相关病例进行分析总结。结果 此文作者收治的此例阑尾炎术后肝脓肿患儿通过超声引导下经皮穿刺置管引流、抗感染及口服中药等治疗后肝脓肿显著缩小,经住院治疗16 d后痊愈出院,随访3个月无复发。文献检索到7例急性阑尾炎术后并发肝脓肿的患儿,加上此例共8例,其中男性4例,女性4例;年龄5~14岁;7例行腹腔镜阑尾切除术,1例行开腹阑尾切除术;3例为坏疽性阑尾炎,5例为化脓穿孔性阑尾炎;诊断时间为阑尾炎术后1周~4个月;临床表现以术后1~4周发热、腹痛为主,进一步行彩色多普勒超声或腹部CT而确诊;4例均给予超声引导下经皮穿刺置管引流+抗感染治疗,2例单纯给予抗感染治疗,1例抗感染治疗+脓肿引流+开腹探查术,1例行腹腔镜取石+引流+抗感染治疗,住院时间为8~49 d,病例均康复出院。结论 儿童急性阑尾炎术后并发肝脓肿临床上罕见,早期行超声引导下经皮脓肿穿刺引流和抗生素联合治疗可取得良好治疗效果。

目的 总结腹腔镜治疗儿童胆总管囊肿术后胆肠吻合口狭窄的经验。方法 回顾性分析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儿外科自2016年7月至2024年6月行腹腔镜胆总管囊肿术后胆肠吻合口狭窄再次行腹腔镜治疗的8例患儿临床资料。分析再次腹腔镜手术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肛门排气时间以及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并发症等情况。结果 8例患儿均通过全腹腔镜手术完成胆肠吻合口重建术,无中转开腹。手术时间为（188.5±47.5） min,范围为120~270 min;术中出血量为（99.1±62.1） mL,范围为15~185 mL;术后住院时间为（9.2±1.8） d,范围为7~14 d;术后无腹腔出血、腹腔感染、胆漏等并发症。随访时间为（30.2±16.1）个月,范围为6~60个月,随访期间所有患儿未再出现胆肠吻合口狭窄,1例患儿胆管炎经消炎利胆、中药等保守治疗后治愈。结论 腹腔镜胆肠重建治疗儿童胆总管囊肿切除术后胆肠吻合口狭窄安全有效。

目的 探讨完全腹腔镜技术矫治I型（隔膜型）新生儿高位空肠闭锁的临床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24年9月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收治的46例隔膜型高位空肠闭锁（距Treitz韧带10 cm以内）新生儿的临床资料,根据手术方式的不同分为完全腹腔镜（laparoscopic procedure,LP）组（16例）和开腹（open procedure,OP）组（30例）。LP组均采用完全腹腔镜技术行隔膜切除肠闭锁矫治术;OP组均采用传统开腹手术。比较两组患儿的一般资料、围手术期炎症指标、手术持续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首次排便时间、术后喂养情况、术后腹腔引流管拔除时间、术后并发症、非计划二次手术、住院时间以及死亡人数的差异。对于服从或近似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采用x±s进行描述;对于不符合正态性的连续变量,运用M（Q₁,Q₃）的形式来进行描述,计数资料的组间比较选取χ²检验。结果 两组患儿均顺利完成手术。两组在性别、胎龄、体重、早产率、产前诊断异常等一般临床资料间进行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LP组相比于OP组,术中出血量减少[2.00（1.00,2.38） mL比2.00（2.00,5.25） 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LP组相比于OP组,术后首次排便时间缩短[（2.25±1.24） d比（3.20±1.37） d]、术后首次开奶时间缩短[（7.19±2.07） d比（9.00±3.18） d]、完全肠内喂养时间缩短[（15.56±6.77） d比（23.43±14.94） d]、腹腔引流管拔除时间缩短[（10.43±3.67） d比（13.47±4.98） d]、住院时间缩短[（21.50±7.30） d比（29.50±14.21） d],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两组在手术前后C反应蛋白、手术持续时间、术后并发症、非计划二次手术、死亡人数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 完全腹腔镜技术治疗新生儿隔膜型高位空肠闭锁安全可行,具有出血少、胃肠功能恢复早、住院时间缩短等优点。

目的 探讨新生儿期先天性肠旋转不良（congenital intestinal malrotation,CIM）合并先天性巨结肠（Hirschsprung's disease,HD）的临床特征,提高该联合疾病的临床诊治水平。方法 回顾性收集CIM合并HD新生儿的出生体重、胎龄、就诊首发症状、发病时日龄、胎便排出状况、体检的阳性发现、消化道造影等影像学资料、病理诊断、手术方式等资料,分析其临床特征以及诊治特点。结果 共收集8例CIM合并HD的新生儿,其中男性5例,女性3例;胎龄34~40周,出生体重为2 400~3 500 g;发病时日龄为（13.9±4.3） d（2~26 d）。4例术前明确诊断者择期手术,行Ladd手术+巨结肠一期根治术,HD为常见型。4例患儿术前以CIM进行手术探查时,3例患儿发现结肠存在移行段,行结肠活检以及肠造瘘术,病检证实HD,行二期HD根治术,亦为常见型HD;1例患儿术中肉眼观察未发现异常扩张的结肠,但术后反复腹胀,再次手术证实为长段型HD,行结肠次全切除术。7例合并常见型HD患儿,腹部立位X线片可见中腹部固定的扩大肠袢,而长段型HD患儿未见该征象。结论 该联合疾病容易出现HD的漏诊,术前腹部立位X线片的中腹部固定扩大肠袢有别于单纯的CIM,需要考虑到合并HD可能;CIM合并HD一期手术是安全有效的。

目的 进一步观察隔膜组织的确切形态和其内神经节细胞发育情况,为液泡上皮细胞和间充质细胞参与形成隔膜组织提供形态学依据。方法 选I型空肠闭锁患儿,术中切除闭锁肠段,沿闭锁肠管纵轴进行组织切片,常规苏木精-伊红染色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采用数字切片扫描系统扫描载玻片并进行图片观察、采集。结果 隔膜两侧被覆肠管黏膜,具备完整的上皮层、固有层和黏膜肌层。黏膜分别来源于隔膜组织远、近端肠腔黏膜组织,隔膜中央为黏膜下层组织,与肠壁黏膜下层相延续。肠壁肌层贴近隔膜组织向远端走行,未向隔膜组织内延续。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显示邻近正常肠壁黏膜下层、内侧环肌和外侧纵肌之间以及隔膜内散在蛋白基因产物9.5（PGP9.5）和配对同源异型盒蛋白2B（PHOX2B）阳性表达,隔膜组织和邻近肠壁黏膜下层内的神经节细胞相互延续。结论 隔膜主要由黏膜下层组织构成并与邻近正常肠壁黏膜下层延续,其两侧被覆黏膜。隔膜内存在神经节细胞发育,并且与邻近正常肠壁黏膜下层神经节细胞走行延续。胚胎期液泡上皮细胞和间充质细胞参与了隔膜组织的形成。

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onatal 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NEC）理想手术时机应处于肠坏疽已发生但未穿孔的窗口期。如何准确判断肠管的损伤程度、及时实施手术是改善预后的关键。门静脉积气是严重NEC或NEC病情加重的重要标志,极低出生体重儿若出现门静脉积气,其全肠坏死（定义为>75%~80%肠管坏死）发生率显著增高。线性肠壁积气征（pneumatosis intestinalis,PI）可能提示良性过程,而囊性PI伴固定肠袢时更需警惕肠坏死;PI的广泛程度和肠壁病变的严重程度并无正相关性。固定肠袢与手术率及死亡率升高相关,此时需密切观察并连续影像学监测。腹水有时是肠穿孔的唯一征象,需要关注超声所见的高回声腹水。评估NEC手术指征的评分系统众多,各自有其临床意义,但大多并未获大面积的推广,需要进一步开发精准预测及动态风险评估模型,实现从“经验驱动”到“数据驱动”的决策模式转变。

回顾性分析 2018年8月至2022年12月青海红十字医院肝胆胰疝外科收治的42例胆囊结石合并胆总管细小结石单纯行腹腔镜下胆囊切除术病人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20例,女性22例,年龄（48.9±13.6）岁,体重指数（23.57±2.93） kg/m²。42例病人胆总管直径（0.87±0.25） cm,胆总管结石直径（0.35±0.14）cm;胆总管泥沙样结石6例,单发结石36例;术前肝功能异常3例,其余均为无症状胆总管结石。术后3个月复查磁共振胰胆管成像,结石排出率78.57%（33/42）,均为无症状排石,其中2例为术前有症状的病例。9名胆总管结石未排出的病人,给予牛黄熊去氧胆酸胶囊口服,服药半年后复查磁共振胰胆管成像,所有病例胆总管结石均已排出;其中1例有排石症状,出现上腹痛,持续数小时后自行缓解、无黄疸,伴有肝酶升高,口服保肝药物后好转。该研究中所有病人的胆总管结石均在胆囊切除术后自动排出,无严重并发症发生,提示胆总管细小结石行观察处理的排出率高,且绝大多数病人均为无症状排石,同时可保留Oddi括约肌及胆总管的完整性。

胰腺结核是一种罕见的结核类型,其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影像学检查均无特异性,诊断上易与胰腺肿瘤混淆,导致病人接受不必要的手术治疗。对于肿瘤标志物无明显改变、胆管及胰管未见明显扩张但伴随周围淋巴结肿大的胰腺占位病人,临床医师需考虑到胰腺结核的可能。除常规实验室及影像学检查外,需完善病理组织活检及结核相关检查,多种方法联合分析提高胰腺结核的诊断率。该文报告2例胰腺结核的临床病例,并对既往文献进行复习,旨在深化对胰腺结核的认识,提高胰腺结核的诊断率。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临床应用显著改善了肿瘤治疗效果,但其诱发的超进展性疾病已成为影响病人预后的关键问题。该文系统综述了超进展性疾病的研究进展,重点探讨其定义争议、潜在机制及临床管理策略。目前超进展性疾病诊断缺乏统一标准,基于肿瘤生长动力学和影像学特征的评估体系存在显著异质性,导致不同研究中发生率差异达4.8%~37.3%。分子机制研究揭示,超进展性疾病的发生与致癌通路异常、免疫微环境重塑及细胞因子失衡等多因素交互作用密切相关。该文提出建立多维度预测模型（整合临床特征、基因组标志物及影像组学）,并探索靶向干预策略以优化免疫治疗决策。

腹壁疝是一种常见的外科疾病,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腹壁疝两种,前者包括脐疝、白线疝、半月线疝和腰疝,后者指切口疝。通常认为腹壁疝即使没有任何临床表现,也应该立即进行手术治疗。手术是治疗腹壁疝的唯一有效方法,常用的手术方式包括开放Sublay、腹腔镜腹腔内补片修补术、小切口开放Sublay手术/ 内镜小切口开放Sublay手术、腹腔镜经腹膜前修补术、腹腔镜完全腹膜外修补术、增强视野全腹膜外修补术、经腹腔部分腹膜外修补术。近几年内镜下Sublay修补术（endoscopic sublay repair,ESR）开始被广泛使用,ESR从操作途径上分为经腹Sublay修补术和全腹膜外Sublay修补术两种,它们分别由腹腔镜经腹膜前修补术和腹腔镜完全腹膜外修补术演化而来,它的实用性和有效性需要大量的临床数据来验证,该文回顾了ESR治疗腹壁疝的有关文献,并讨论了ESR在治疗腹壁疝中的应用和研究进展,同时分析了ESR的可行性和它的优越性。

目的 探究腹腔镜胃袖状切除术（laparoscopic sleeve gastrectomy,LSG）联合空肠-空肠旁路术（jejunal-jejunal bypass,JJB）对肥胖症病人代谢指标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中山市小榄人民医院2020年7月至2023年7月收治的36例肥胖病人病历信息,根据术式的不同将上述病人分为观察组（n=18,采用LSG+JJB治疗）和对照组（n=18,采用LSG治疗）。比较两组病人术前、术后12个月减重相关指标、脂质代谢、糖代谢、生活质量、并发症情况,生活质量采用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进行评估。结果 术后1年,两组病人体重指数、腰围、腹围、臀围比术前有所降低,且观察组指标低于对照组（均P<0.05）。两组病人术后脂质代谢指标、糖代谢指标、生活质量均较术前有改善,且观察组治疗效果优于对照组（均P<0.05）。两组病人术后未发生严重并发症,并发症发生率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和单纯LSG比较,采用LSG+JJB治疗对于肥胖症病人而言,更能增强减重效果,改善糖脂代谢功能,提高生活质量,且不会增加术后并发症,安全性较高,可作为减重手术的良好选择。

重症急性胰腺炎病人病情发展迅速,病程凶险,并发症发生率高,预后较差。感染性胰腺坏死是重症急性胰腺炎的常见并发症之一,大约20%的重症急性胰腺炎病人会发生胰腺或胰周的坏死,死亡率从8%到39%不等。由于诊断方法有限,感染性胰腺坏死的早期诊断删除困难,且在治疗策略和治疗时机上一直存在争议,目前以“Step-up”策略为主。该文报道了1例病情反复、住院时间较长的感染性胰腺坏死病人的诊疗过程,结合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诊疗经验并复习国内外相关文献,对该疾病的病因、发病机制、早期诊断及治疗等方面进行归纳和总结,以便提高临床医师对该疾病的认识,为临床工作提供借鉴。

目的 探讨重症急性胰腺炎（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SAP）后期胃瘫的发生风险及SAP的预后,开发一种在SAP早期即可预测后期胃瘫发生风险的列线图模型。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9年10月至2023年12月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胰腺外科收治的240例SAP病人的临床资料,根据SAP发病2周后是否发生胃瘫分为胃瘫组和非胃瘫组,并进行组间比较。将240例SAP病人按8∶2比例随机分为训练集192例和验证集48例,对训练集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采用Lasso回归和多元logistic回归筛选出胃瘫风险预测因子,构建列线图模型并进行验证和分析。结果 240例病人SAP后期胃瘫发生率为29.6%（71/240）,胃瘫组较非胃瘫组住院费用增加、住院时间延长、长期ICU住院率显著延长、60 d全因死亡率增加、手术次数及开腹手术率均增加。基于训练集数据筛选出7项独立预测因子,营养风险筛查2002评分、肠内营养开始距SAP发病时间、入院72 h平均血糖、C反应蛋白和白细胞计数、胰腺胰周坏死或炎症渗出面积和部位,并构建列线图模型。列线图模型在训练集和验证集中均展现了良好的区分度、真实性和临床应用价值。结论 SAP后期胃瘫发生率较高且影响预后,该研究建立的SAP病人后期胃瘫风险预测模型有助于早期识别高风险病人,为临床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提供重要参考,有望改善病人预后。

目的 分析消化性溃疡穿孔（peptic ulcer perforation,PPU）病人术后死亡危险因素,构建PPU病人术后死亡列线图预测模型并对其进行评估验证。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的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3年12月在安庆市立医院普外科手术治疗的PPU病人资料,收集病人一般情况和入院后生化检验等21个指标。根据术后结局是否为死亡,先进行单因素分析,后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差异的指标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基于多因素结果构建死亡结局的列线图预测模型,采用Bootstrap法重复抽样完成内部验证,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校准曲线、临床决策曲线分析评估模型。结果 共入组病例283例,根据术后结局是否死亡分为术后死亡组（n=27）和存活组（n=256）,死亡率为9.5%。PPU病人术后死亡组和存活组的性别、年龄、术前是否合并休克、发病至手术时间是否超过24 h、高血压病史、脑血管后遗症、心脏病史、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病史、服用免疫抑制剂、白细胞计数、血红蛋白、白蛋白、血肌酐、C反应蛋白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增加（OR=1.080,95%CI：1.006~1.160）、发病至手术时间>24 h（OR=7.122,95%CI：1.361~37.280）、术前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OR=27.017, 95%CI：2.172~336.106）、血肌酐升高（OR=1.016,95%CI：1.008~1.020）是PPU病人术后死亡的危险因素,白细胞计数升高（OR=0.859,95%CI：0.761~0.969）是保护因素。基于多因素结果构建的列线图预测模型,内部验证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下面积为0.963（95%CI：0.934~0.986）,校准曲线与理想曲线接近,临床决策曲线分析显示预测模型有明显的正向净效益。结论 根据年龄、发病至手术时间>24 h、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白细胞计数、血肌酐5个指标构建的PPU病人术后死亡列线图预测模型具有良好的预测能力,可以早期筛查高风险PPU手术病人,有助于改善PPU病人的预后并降低死亡率。

目的 探讨老年病人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ERCP） 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并分析其危险因素。方法 回顾性收集2017年10月至2023年12月期间在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住院行ERCP检查或治疗成功的老年病人400例,其中男性228例,女性172例。根据病人是否发生术后并发症分为两组：并发症组和对照组。记录两组病人一般情况、术前诊断、合并症、实验室检查等情况。采用单因素回归分析术后发生严重并发症的危险因素。结果 一共32例病人术后发生并发症,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8.0%。与对照组相比,并发症组病人年龄更大（P=0.003）,体重指数偏低（P=0.013）,高血压和糖尿病控制不良、肺功能障碍、既往ERCP病史、插管困难、Oddi括约肌功能障碍、胆总管狭窄病人更多（均P<0.05）。单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年龄（OR=1.25,95%CI：1.05~1.22,P=0.001）、体重指数（OR=0.88, 95%CI：0.78~0.98,P=0.02）、血压控制不良（OR=2.0,95%CI：1.5~4.0,P=0.0001）、血糖控制不良（OR=1.5, 95%CI：1.00~2.01,P=0.02）、肺功能障碍（OR=0.88, 95%CI：0.78~0.98,P=0.02）、既往ERCP病史（OR=2.2, 95%CI：1.45~3.01,P=0.001）、Oddi括约肌功能障碍（OR=3.82, 95%CI：2.15~5.88,P=0.001）、胆总管狭窄（OR=1.48, 95%CI：0.49~4.51,P=0.002）与老年病人ERCP术后并发症有关。结论 老年病人的年龄、体重指数、高血压和糖尿病控制不良、肺功能障碍、既往ERCP病史、Oddi括约肌功能障碍及胆总管狭窄均与ERCP术后并发症显著相关。老年病人ERCP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较低,且无严重并发症,ERCP诊疗是安全有效的。

目的 探讨术前新辅助放化疗联合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1,PD-1）抑制剂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相关性结直肠癌（ulcerative colitis related colorectal cancer,UCRCC）的近期效果。方法 回顾性收集2021年3月至2023年12月于南京市第二医院接受PD-1抑制剂联合新辅助放化疗并进行手术的UCRCC病人的临床资料。根据术前治疗方案分为对照组（n=46）和联合组（n=34）。对照组术前病人仅接受卡培他滨+奥沙利铂方案化疗2个周期,休息2周后再进行2周期的放疗;联合组病人在对照组基础上术前给予PD-1抑制剂,每3周1次,共2周期。两组病人新辅助放化疗结束后4~6周行手术治疗,结直肠全切+回肠造瘘或肠道肿瘤根治术。比较两组病人新辅助治疗效果、肿瘤标志物水平、药物不良反应情况、围手术期相关指标水平以及术后病理情况。结果 联合组疾病控制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联合组糖类抗原242、糖类抗原72-4、癌胚抗原、糖类抗原19-9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肿瘤退缩分级0级和1级的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两组病人不良反应发生率和围手术期相关指标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结论 术前新辅助放化疗联合PD-1抑制剂对UCRCC的控制效果良好,可降低病人肿瘤标志物水平,改善病人术后病理情况,具有一定安全性。

目的 腹膜转移是胃癌最常见的远处转移部位,预后较差。隐匿性腹膜转移病人缺乏影像学征象,术前诊断困难,给临床诊疗带来挑战。该研究通过决策树模型,建立一种基于临床特征的胃癌隐匿性腹膜转移预测工具。方法 回顾性地纳入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期间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接受增强CT检查及腹腔镜探查的胃癌病人。通过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筛选与腹膜转移相关的临床病理特征,利用决策树方法构建诊断模型,并在训练集和验证集中评估模型效能。结果 研究共纳入414例病人,其中63例为腹膜转移病人（15.22%）。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肿瘤长径（OR=1.023,95%CI：1.003~1.044,P=0.026）、cN₃分期（OR=6.587,95%CI：1.362~31.846,P=0.019）、BorrmannⅣ型（OR=47.012,95%CI：4.903~1521.541,P=0.005）和糖类抗原（CA）125水平（OR=1.014,95%CI：1.002~1.027,P=0.021）是腹膜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决策树模型包含6个分类变量,包括肿瘤长径、cN分期、Borrmann分型、CA125水平、CA19-9水平和Lauren分型。在验证集中腹膜转移诊断准确性为87.2%,敏感度为68.3%,特异度为90.6%,曲线下面积值为0.807（95%CI：0.766~0.847;P<0.001）,阴性预测值为0.941。结论 该研究建立了一种基于临床特征的决策树模型,对于CT阴性的胃癌隐匿性腹膜转移具有较好的诊断效能。

目的 分析局部进展期胃癌在接受新辅助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后行胃癌D2根治术的预后影响因素及复发模式。方法 选取2020年1月至2023年10月间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胃肠外科接受新辅助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并行胃癌D2根治术的76例局部进展期胃癌病人,根据术后复发情况分为复发组（22例）和未复发组（54例）。收集其临床和随访资料并进行分析。结果 单一复发模式病人14例（63.6%）,其中局部复发、区域复发、腹腔转移、远处转移的病人占比分别为4.5%、4.5%、4.5%、50.1%。未复发组与复发组在神经侵犯、血管侵犯、ypT分期及ypN状态的比较中,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单因素分析显示,印戒细胞癌、神经侵犯、血管侵犯、ypT分期及ypN状态是影响局部进展期胃癌病人接受新辅助化疗免疫治疗并行D2根治术后无病生存期的相关因素（均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印戒细胞癌（P=0.048）和ypN状态（P=0.035）是局部进展期胃癌接受新辅助化疗免疫治疗并行D2根治术后无病生存期的独立影响因素。淋巴结病理完全缓解组（ypN₀组）和淋巴结转移组（ypN₊组）病人双重复发发生率上存在显著差异。结论 印戒细胞癌、ypN状态是局部进展期胃癌在接受新辅助化疗联合免疫治疗术后无病生存期的独立预后因素。局部进展期胃癌在接受新辅助化疗联合免疫治疗术后需重点预防远处复发,以进一步改善病人的长期预后。

经括约肌间切除术作为低位直肠癌治疗的重要保肛术式,在确保肿瘤根治效果的同时显著提升了保肛成功率。该术式通过联合直肠切除与部分或全部肛门内括约肌切除,并实施超低位吻合重建,导致术后低位前切除综合征发生风险显著增加,表现为排便频次增加及急迫感等肠道功能障碍。近年来临床上日益重视低位前切除综合征的诊治与预防,但围手术期干预措施仍缺乏规范化管理方案。该文通过系统梳理现有研究证据,探讨经括约肌间切除术围手术期肛门功能保护的要点,以期为临床实践提供参考。

近年来,胃肠肿瘤外科手术逐渐实现了标准化和规范化,手术方案、切除范围等方面的共识逐步达成。现代腹腔镜技术与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系统的应用,为胃肠肿瘤的治疗带来了新的突破。除了外科手术的进步外,围手术期化疗、放疗、靶向治疗及多学科团队模式的应用,也改善了部分胃肠道肿瘤病人的预后。同时,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进展,进一步推动了胃肠肿瘤外科治疗向精准化迈进。

胃癌是全球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规范化外科治疗在提高病人生存率和改善预后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临床研究为外科规范化治疗体系的建立提供科学依据,而临床实践则在实际应用中不断验证和完善研究成果。该文探讨了临床研究在推动胃外科术式演变、优化临床实践及规范化治疗体系建立中的核心价值;同时,分析了高质量外科临床研究的实施路径,以及面临的挑战与突破方向。旨在阐明临床研究对临床实践发展的推动作用,并为未来高质量临床研究的设计与实施提供理论支持和参考。